程开甲（1918年8月3日-2018年11月17日），男，汉族，中共党员、九三学社社员，江苏苏州人。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理论物理学家、“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2013年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我国核武器事业的开拓者之一，中国核试验科学技术体系的创建者之一。2017年7月28日，被授予“八一勋章”。2019年2月18日，获得“感动中国2018年度人物”荣誉。2019年9月17日，国家主席习近平签署主席令，授予程开甲“人民科学家”国家荣誉称号。

2004年，程开甲在《神剑》杂志第1期发表《创新是科学的生命之源》一文，对自己的成长经历和科学思想进行了自述。以下为部分摘录：

1

创新是科学的生命之源。面对所遇到的每一个问题，首先要有科学的态度，决不能有束缚，不能跟着已有的跑，拿着现成的做些锦上添花的事。要有创新思维。我对自己、对学生、对每个共事者，都要求有自己的认识和解决问题的办法。不管是学习、科研、任务，我总是从不同的角度去思考和比较，总是立足于“新”，最后采用最好的和最有效的。只有创新，才有突破，才有发展，才有成功。当年我们搞核武器的研制、搞试验都是在国外对我们封锁的条件下，我们得不到资料，买不来所需的仪器设备，如果我们再没有创新的精神、艰苦奋斗的精神，我们就不会取得今天这样的成就。

我在上学时就很爱动脑筋，常有新的想法，还有“不见棺材不落泪”的钻劲和韧性。记得初中时，有一次我画了张大船模型图去找姚老师，我说我想造一条大船，用船的重量把大海的水压到船里去，水产生的冲力去带动发电机发电，发电机工作后可以开动船，然后再把船中的水抽出去，周而复始。还有一次，我想用平面几何的方法三等分角，结果做了几天几夜没有结果，后来才知道必须用群论才能完成。虽然这些都是错误或失败，但这样的尝试是应该提倡的。新意就是创新的雏形，要敢于想像、敢于坚持。对我来说这些都是思维方法、学习和工作态度的最初的培养，也是让我终生受益的。

大学二年级时，我就旁听王淦昌教授主持的“物理讨论”，从王先生那里我学到了两条诀窍：一条是紧跟前沿；另一条是抓住问题，扭住不放。我曾经两次听王先生讲述中子的发现。他说，本来约里奥一居里早已从照片中观察到了一个无头的重径迹，但约里奥一居里粗心大意，主观臆断地认为这是个y射线碰撞粒子的径迹，没有认真地去研究它。后来，查德威克对这一现象认真地研究了好几个月，仔细地计算了它的动量、能量的交换关系，证明了这个重径迹必定来源于一个质量和质子相近的中性粒子的碰撞，从而发现了中子。由于这一发现，查德威克一举成名，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奖。然后，王先生用德文结束了他的讲述：“Rome ist nicht ein Tag geschtalten。”意即“罗马帝国决不是一天建立起来的”。

王先生的教诲对我日后从事科研起着重要作用，使我特别注意科学研究的前沿，告诫自己，不盲从权威，要执着，要认真，要穷追不舍，要坚持到底。后来我也从不保守、不停留在前人已有的上面，总能有新的思维、新的方法和新的点子。当然也有由于我没有坚持而让我深感遗憾的事，当年我完成了一个很有意义的研究，还由李约瑟教授为论文润笔修改并带交给物理学权威狄拉克（P.A.M.Dirac）教授，只因大师回信说没必要搞这么多的基本粒子而搁置起来，这方面的实验工作在八十年代获得了诺贝尔奖。

在日益养成的创新精神下，在大学里我就能大胆去做别人不敢想的事。听了陈建功教授的复变数函数论，深受启发，就完成了论文《根据黎曼基本定理推导保角变换面积的极小值》，连老师都想不到我真的能做出来。后来我又去挑战新的课题，狄拉克教授曾经凑出了有名的狄拉克方程，但从没有人对此方程进行过证明，包括狄拉克本人。我采用相对论原理完成了对它的证明，后来论文《对自由粒子的狄拉克方程推导》由狄拉克教授推荐发表在《剑桥哲学杂志》上。再后来，在导师玻恩教授那里时，我接触到前沿的超导理论研究，我就深入进去，用新的思维去考虑超导机制，经过细致的分析研究，与导师共同提出了双带超导理论，九十年代我又研究发展了这一理论。

这种创新精神使我的科研和事业都受益匪浅。因为需要，我经常调换岗位，但我总能坦然面对，不满足于已有的，做出新的来。在南京大学，我和施士元先生一起努力建起了南京大学正式建成的第一个教研室，金属物理教研室。接着又建成南京大学核物理教研室，研制出南京大学第一台核物理实验用的双聚焦β-谱仪。我还在讲课的基础上，在李正中的协助下完成出版了国内第一本《固体物理学》专著。

创新的路也是艰难的，创新的成功不仅需要有自信，还要有求真的执着。求真是实现创新的重要条件，创新是在交流和争论中完成的。我每每提出新的观点和新的方法时，总会引出各种各样的意见或争执，我又执着好争，常常成为争论的中心。同样，一旦有问题我也非弄个水落石出不可，每次业务和技术会，我们都讨论得很细很细，决不放过任何疑点。我还非常性急，往往不顾别人的感受，有时真得罪了人。但我的坚持也是有效的，比如我提出的测试全屏蔽的严格要求——不允许有一丝漏屏的要求得到实施，使任务完成得很出色，达到周总理提出的“稳妥可靠，万无一失”的要求。

2

常有人问我对自身价值和追求的看法，我说“我的目标是一切为了祖国的需要”，“人生的价值在于贡献是我的信念”。

正因为这样的信念，我才能将精力全部用于我从事的科学研究和事业上。说实在的，我满脑子自始至终也只容得下科研工作和试验任务，其它方面我就很难得搞明白。一次，有人对我说“你当过官”，我说“我从没认为我当过什么官”，我从来就认为我只是一个做研究的人。

我以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追求，作为中国人，追求的目标应该符合祖国的需要。当年，我从英国回来，想的就是祖国的需要，就是我怎样为祖国出力，怎样报效祖国。因此，当导师玻恩教授劝我将妻女接到英国时，我考虑的是祖国需要我、我需要祖国，当时让我为难的是如何向导师解释，不伤导师的一片苦心。几十年后，有人问我对当初的决定怎样想？我说我对回国的选择一点也不后悔，我说如果我不回国，可能会在学术上有更大的成就，但绝不会有现在这样幸福，因为我所做的一切，都和祖国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回国后，我一次又一次地改变我的工作，我一再从零开始创业，但我一直很愉快，因为这是祖国的需要。

我以为实现目标就是做贡献，人也只有做出贡献才能体现存在的价值。以前我与陈芳允经常在一起讨论存在的价值，我们都认为只要活着就应该有所价值，所以当我们俩都到了八十好几的时候，都还继续着我们应该做的事，毫不懈息，总要去做最能实现自身价值的创新工作。我们努力了，我们也就无憾了。

3

一生中，我遇到过很多人，我的小学、中学、大学的老师，我的同事和战友，我的领导，他们都是那样地真诚，由于真诚相待，我们都成了好朋友。与我国核试验基地首任司令员张蕴钰共同从事核武器试验的时候，他从方方面面给了我极大和无畏的支持。正是有了他和像他这样的好朋友，我才很好地闯过了一些难关。总装李继耐部长是我后来的一个好朋友，他对知识的尊重，对人才的尊重，对我的研究工作的支持和对我的关心，都让我真心感受到朋友之情的温暖。在学术研究中，我有许多永远有讨论不完话题的朋友。我们在学术上相互透明、相互支持、相互帮助，大家都得益匪浅。

一生中，我也待过很多人，特别是在工作和生活里，我都真诚待人。工作中，只有竭尽全力做好，没有你我之分、没有攀比，不考虑我应该得到什么。生活上，谁有难找我，我不会推就，自己并不轻松，也要尽力帮帮。记得有人曾对我说过“你真傻，完成了就算了，也不总结总结”。我说没什么关系。就是现在也一样。有时我为别人的研究出出点子，成功后，有人为我不平，我想这有什么呢，做出来就好，只怕不成功。我是个性子特急的人，一旦发现工作做得不细、出了问题，就会跟人急，特别是在研究所时，任务的压力大极了，往往会发火，先批一顿再说。所以，就是到现在，可能还会记着我当年的“火”。我想，我的方法是不太好，但我还是完全从工作出发，对的是事而不是人，真心要大家都好，所以事后我不会记发生过的事，即使争吵得不可开交，仍然不会记心上。多少年后，有人跟我提起当年，我说“你不提，我还真忘了呢”。

但是，我也真的有终生遗憾。我在浙江大学的恩师束星北教授，在我求学和工作期间，给了我很多帮助，我一直感恩不尽。没有料到，1951年思想改造运动中，我幼稚的发言让束星北教授不能理解，在恩师的有生之年又一直没有机会当面恳请原谅。

我以为，为人应该正直、善良，严以律己、善以待人。“善良、诚信、宽容”是人际交往的基本准则，这也是我始终自觉信奉和遵守的。

（声明：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站观点，仅做陈列之用）

[责编：tdsr]

郑重声明：本文版权归原作者所有，转载文章仅为传播更多信息之目的，如作者信息标记有误，请第一时间联系我们修改或删除，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