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8月19日，第四届“吕志和奖——世界文明奖”公布获奖者名单，樊锦诗获得了今年的“正能量奖”。2019年9月17日，国家主席习近平签署主席令，授予樊锦诗“文物保护杰出贡献者”国家荣誉称号。2019年9月25日，获“最美奋斗者”称号。樊锦诗是敦煌研究院的名誉院长，她为敦煌文物的保护和推广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出生1938年的樊锦诗，受父亲影响，从小对历史文物产生了浓厚兴趣。而初中时期历史课本 上对于敦煌的描写，便在她的内心里种下了一个关于敦煌的梦。秉承着那份热爱，樊锦诗如愿考入了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

1962年，北大毕业前的考古实习中，24岁的樊锦诗毫不犹豫的选择和另外三名男同学来到敦煌实习。第一次到达敦煌，樊锦诗就被彻底震撼了。然而和震撼的艺术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恶劣的生活环境。莫高窟位于甘肃省最西端，气候干燥，黄沙漫天，冬冷夏热。一天只吃最简单的两顿，喝的是盐碱水，住的是破庙泥屋，没水没电，半夜还会有老鼠掉下来，也没有卫生设施，晚上想去上厕所，还得摸黑走上好一段路。白天去洞窟，必须要爬蜈蚣梯，因为害怕，每天樊锦诗都会在身上揣几个馒头，尽量不喝水，避免要去厕所攀上爬下。莫高窟的生活，无一不在挑战这个在上海小康家庭长大的姑娘，实习期间，樊锦诗几乎没有好好吃过一顿饭，本来她的身体就不好， 没待到3个月就病倒了，不得不提前结束实习。

“我再也不想到这个地方来了。”

离开敦煌的时候，樊锦诗暗暗对自己说，然而不到一年，她却食言了。1963年，樊锦诗毕业，在分配工作时，敦煌文物研究所的人过来北大，指明要之前来敦煌实习的那4个学生。樊锦诗的父亲知道后，当即写了长长一封请求信让女儿带给学校和院里的领导，他实在舍不得女儿去那么远的地方受苦，希望可以重新分配，然而这封信却被樊锦诗留了下来。

“祖国的需要，就是我的志愿。”

那一年9月，樊锦诗再一次来到了敦煌文物研究院，这一待便再也没离开过。刚开始到敦煌，她并不认为自己会长久待下去，一是这里条件恶劣，而且亲人都在远方，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敦煌却渐渐成为她生命中不可割裂的一部分。

“我躺下是敦煌，我醒来还是敦煌。”

在敦煌五十多年，樊锦诗走遍了大大小小七百三十五个洞窟，看遍了每一寸壁画，每一寸彩塑。她带领科研人员在石窟考古、佛教美术、文献研究等很多领域都取得了新成果。其主持的《敦煌石窟考古全集》更是被饶宗颐先生赞叹：既真且确，精致绝伦，敦煌学又进一境！1998年，已经60岁的樊锦诗成为继常书鸿、段文杰之后，敦煌研究院第三任院长，继续守护着心爱的敦煌。随着莫高窟的知名度越来越高，当地政府提出让莫高窟上市，进行商业开发。樊锦诗立刻站出来表示反对：一旦上市，莫高窟就变成了一个摇钱树，必定人满为患，追求利润最大化，便不会去考虑将来的事，也不会考虑是否有利于壁画雕塑的保护.....那段时间，樊锦诗带着研究所里的人，北京兰州两头跑，为了省钱，在北京永远只住20块钱的地下招待所，在她的努力下，最终莫高窟上市的风波最终偃旗息鼓。

为了更好的保护，樊锦诗不仅积极谋求国际合作，开创了中国文物保护领域国际合作的先河，更在各大景点中对莫高窟率先实现限流。有人觉得她傻，有钱不赚，然而对于樊锦诗而言，她只想要守护敦煌，保护文物，把莫高窟完完整整地传下去。她在《永远的敦煌》里写道：我们不仅着眼于当代的保护，而且努力做到完完整整、原汁原味地将莫高窟的全部价值和历史信息传给子孙后代，我们没有权利将留给子孙后代的文化遗产毁在我们这代人手中。樊锦诗清楚，敦煌壁画正在衰退，而只靠限流，也无法满足越来越多的人对于莫高窟的向往——“保是第一位，然后还要扬”。也是她首先提出了“数字敦煌”——要用数字技术，让更多的人看到敦煌，让不可再生，不可永生的文物得以永存。已是年过半百的年纪，她却带领敦煌研究院的成员，建立数字中心，为每个洞窟、每幅壁画和每尊塑像建立数字档案，用数字技术让莫高窟容颜永驻。

2016年5月1日，“数字敦煌”资源库正式上线。自此，全世界的人都可以通过网络，免费欣赏30个洞窟，10个朝代的高清图像和全景漫游。

今年，樊锦诗在给北大新生的信里写道：

“我几乎天天围着敦煌石窟转，不觉寂寞，不觉遗憾，因为值得。我这辈子就做了一件事，无怨无悔。”

樊锦诗在开启研究生涯时，并没有说要长长久久地待在敦煌，恶劣的生活环境消去了对敦煌的美好想象。因为祖国的需要，她选择了敦煌。中间又有很多次为了和亲人相聚，想调离敦煌。可最终，樊锦诗用了几十年做了一件事，长长久久地守护着敦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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