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在经历了饶毅教授对裴刚院士学术质疑的相关事件后，不禁值得我们反思：作为学者，身处学术圈应该拥有怎样一种心境？如下汇总了颜宁对学术圈的探讨、以及施一公十年前对当今学术界发展的反思与回顾：

1月28日，颜宁在微博中写到：“我一直在琢磨学术圈到底有没有自净功能？从比较超脱的角度、很长的时间维度而言是有的，那就是假的错的滥竽充数的工作早晚会被淘汰掉，所以我总是用【大浪淘沙】来形容科研成果，真正能记入科学史的工作毕竟凤毛麟角。

图源：颜宁微博@nyouyou

对于个体科技工作者而言，如果追求的是自己的工作能被记入科学史，或者能够转化造福人类，那必然是不屑于造假或蝇营狗苟的；对于任何一个国家而言，也肯定是实打实的成果才汇聚成真正的科技实力。

在任何环境下，都会有人坚守底线，这个我毫不怀疑。但是，风气越好，真正热爱科研、有实力的人获得的资助才会更多，实打实的进展才会更多，作为一个国家整体的科技实力才会更强。

道理就是这么一个简单道理，但是事在人为。我给那些有追求的年轻人的求职建议就是：要一大笔启动经费，保证你至少前几年哪怕不在外面申请经费也能奠定基础强势崛起，最好强到别人没法打压住你。

回头想想，我真是很感激在清华那十年，也很幸运活在象牙塔里！”

再看施一公院士十年前的反思与回顾（节选），结合当今学术界发展实际，想必大家依然感慨万千......

施一公，这位世界顶尖结构生物学家，有着这样的“传奇”履历：1998年任教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2003年成为该校分子生物学系史上最年轻的正教授，2007年被授予普林斯顿大学终身讲席教授。2008年2月，他放弃了在普林斯顿的高薪与荣誉，全职回归母校清华，出任生命科学学院院长，被众多媒体誉为华人归国科学家的旗帜性人物，由此引发的“施一公效应”，吸引了更多海外科学家回国效力。

2010年2月，这位被形容为史上放弃国外待遇最多的科学家正式归国两年。对他来说，这两年很漫长，因为无论是高端的学术地位、坚毅的归国举动为他赢得赞誉不断，还是被高度关注与大胆言论为他招致质疑与批评，他都始料未及。但是，似乎一切都不能阻挡这位脾气倔强的年轻科学家。两年，变化的是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的学术地位和国际影响，不变的是他昂扬的激情和清华BBS上学生对他的“大牛”称号。

一、施一公：“大牛”科学家的舍与得

当时的施一公，在普林斯顿的执教前景一片光明——2001年，获普林斯顿大学终身教职；2003年，成为普林斯顿大学分子生物学系史上最年轻的正教授；4年后，被授予普林斯顿大学最高级别的教授职位——终身讲席教授。

这位势头猛劲的年轻科学家，不仅在普林斯顿大学春风得意，还从2000年起，成为哈佛、麻省理工学院、杜克、密歇根等10多所美国顶尖大学争抢的对象。

为了留住施一公，普林斯顿给他提供了优厚的条件：实验室面积是普林斯顿大学分子生物学系40多位正教授中最大的，科研基金是系里最高的。

在比美国历史还要悠久的学术殿堂普林斯顿，施一公登上了巅峰。

二、大牛归来不是一个传说

“施一公要回来啦！”从2006年起，清华大学就流传着这样的“爆炸性消息”。会不会只是个传说？很多人不敢相信。

2007年4月，施一公在清华大学的实验室正式开张，施一公归来终于“板上钉钉”。

“作出回国的决定，只用了一个晚上。”他说。

2006年5月，施一公回国参加4年一次的中国生物物理学年会。其间，时任清华大学党委书记陈希找到他说：“清华急需人才，希望一公回国。”当晚，施一公就在电话里得到了远隔重洋的妻子的支持。第二天，他告诉陈希：“我愿意全职回清华工作，但我在普林斯顿尚有20名科研人员的实验室，需要一个过渡期。”就这样，施一公作出了轰动国际生命科学界的决定。

2006年6月，施一公迅速进入了过渡期，向普林斯顿校长提出回国。校长劝施一公不必全职回国：“暑假有3个月，平时你还可以回国两个月，什么事情5个月还做不完？”“我认为，全职回国对普林斯顿和清华的贡献比我全职在普林斯顿更大。”施一公委婉拒绝。

2008年底，施一公再次走进了曾让他事业起飞的普林斯顿，这一次，他是来告别的——正式辞掉了普林斯顿终身讲席教授一职。

“很多人认为我错了，认为我疯了。连我在美国的亲戚们都觉得我脑筋有问题。”施一公笑说。

普林斯顿物理系的一位教授，在香港意外邂逅施一公时，用了两个小时，滔滔不绝地向他阐释“你作了一个错误的决定”。施一公一位很要好的学术界朋友在一次聚会中对他说：“一公，你现在豪情万丈，肯定用不了两年，就会被国内的大染缸染得看不出颜色。”

“我的意志很坚定，国内学术界的潜规则改变不了我几十年形成的人格和做事方式，两年后不会改，20年后也不会改。如果改了，我会觉得很悲哀！我会问自己：回来干什么？！”施一公回应。

施一公的坚决反响巨大，国内主流媒体纷纷大力报道，一些媒体称他归国的意义不亚于当年钱学森、郭永怀的回归。与此同时，正值西方国家开始关注中国每年飞涨的科研经费与中国对海外高层人才的招揽趋势，施一公引起了众多国外媒体的关注。《纽约时报》用“震惊”一词形容施一公回国。

在海外的华人科学家中，施一公的归国举动也迅速引起轰动。

“施一公这种大师级的人物能够放弃美国优厚的科研环境，回国创业，可谓海外华人的典范。”国际知名神经科学家鲁白这样评价。

“在美国的华人科学界，通常存在这样一个疑问，像施一公这种级别的人回国，能否适应中国的人文环境与科研制度。因为中美在科研体制方面，比如基金的评审和申请等方面都存在相当的不同。施一公为我们树立了榜样。”美国杜克大学药理系教授王小凡说。

清华大学常务副校长陈吉宁如此评价施一公的归国举动：“会带动大批一流的海外华人科学家回国工作。中国大学的教授队伍建设和学科建设，已经开始需要一大批国际性的大师级人物来领衔。”

这种现象，被媒体称为“施一公效应”。

三、困难与挫折无法浇熄满腔热忱

回国之后的施一公，想大干一场。

“比我在普林斯顿时玩命多了。”施一公说。刚回国时，他办公室的灯光常常会亮到夜里两三点，大年初一都会出现在办公室。他将自己的睡眠时间缩短到平均每天不到6小时。虽然清华附近有很多他喜欢的餐厅，让他胃口极好，睡眠的减少还是使他看上去很瘦。

体力上的辛苦并不影响施一公在精神上生龙活虎，在清华的每一天他都很激动。然而，网上出现了一些批评他的声音，让他一度有些烦恼。

“他是回来捞钱的。”“他有着不可告人的个人目的。”“他想带回自己的学术亲信。”

对于这些批评，施一公曾感到伤心且难以理解。“回国就是出于一种特别朴素的感情，有什么好奇怪的呢？”

施一公坦言，刚到美国时，他没有想过一定要回国。1987年，令他深深敬仰的父亲遭遇车祸，因为没有得到及时救治而去世，因此怀有不满情绪的他当时对祖国没有什么留恋。然而，到美国后，他遭受了一系列更大的刺激：参加聚会时，有些中国人支支吾吾不愿说自己是中国人；办签证时，中国人不仅签证费高，还总被查户口似地盘问；过境时，外国人把护照晃一下就可以了，而拿中国护照的人，常常被移民官严格地翻包。更为过分的是，美国主流媒体经常出现妖魔化中国的报道，这让他感到“很憋屈、很气愤”。

“那时我就想，有一天，我一定会回国！”施一公说，“况且，中国还有很多东西亟待改进，从科技体制和基金评审到大学教学和科研水平，相对于美国一流大学还有相当差距，比较起在美国，我觉得我回来以后可以有更大的作为，这种成就感对我来说很重要。”

2008年8月，网上又有人质疑施一公申请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外籍）不符合程序规定，质疑他的全职身份。施一公又一次成为舆论焦点。

“在普林斯顿，上至校长，下至系主任，从我实验室的博士生到博士后，都知道我即将辞职，实验室会逐渐关掉。事实上，我在普林斯顿大学早已进入离职的过渡期，只有清华大学一个固定职位。”提及此事，施一公仍感不平，“我夫人当时还在美国，她从美国同事那里听说我在网上遭到攻击，不愿意回国了，我又劝了大半年，她才同意回来。如果说我有什么感到愧疚的，只觉得对不起放弃工作的妻子和我在普林斯顿的学生。”

“我有话憋不住，国内很多现象都很邪乎。”即使遭遇攻击，施一公也经常面对媒体表达自己对国内学术状况的不满：“一些学者利用自己的名望，在与自己无关的科研成果中挂名。不诚实比巨大的科学错误更可耻。”“有的教授带了很多研究生，但忙于各种非学术类事务，根本没时间指导学生。”“国内大学和国外大学有一个比较大的差别：国外的行政是服务学术的，教授发言权很大；但在国内，行政对学术的控制太多。”尖锐的言论又给他带来过一些麻烦。

如今，对于遭遇的一些质疑，施一公已经能够理性理解：“或许是被关注得太多了，或许是倡导改革动了一些人的奶酪。确实也有一些海归学者没有坚持自己在美国的学术操守。”但是，从感性出发，他仍感不平的是：“想干一些实事，怀着满腔热忱，为什么会招来这些不明不白的非议？”

施一公想，那就用事实来证明。

四、“施一公效应”助建科研“理想国”

“传说，那些获得诺贝尔奖的科学家，听说得奖时很惊讶。在我看来，那只是传说，很多科学家都是冲着这个奖项去的。这没什么不好，人就是要有志向、有理想。”施一公说。

施一公的归国理想是：第一，从事教育，影响一批年轻人；第二，在清华建立一个世界一流的结构生物学中心、一个世界一流的高级人才培养和尖端生命科学研究基地，与大家一起努力发展中国的生命科学和基础医学研究；第三，与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推动我国科教体制的改善。

在他看来，对人的培养是“第一要务”。

“普林斯顿是美国最适合做研究的地方，如果只从科研角度出发，我没有必要回清华，我回来的根本目的是为了育人，育人在育心。”施一公说，“现在的大学生缺乏理想，缺乏一种任何情况都不会放弃的东西，这让我很担忧。”

于是，除了亲自对实验室里的每位研究生作系统指导，把实验室里的十数名学生培养成成熟、练达的科研人员，这位尽量找各种理由推掉很多行政会议、项目评审和公众活动的科学家，出现在了一些面向大学生的讲座中。

“在生活中可以知足常乐，在科研和事业上永远不可以。”“不要磨光了自己的棱角，我不相信没有棱角的人会做出好的科研。” “做科研一定要敢于批判，我的观点都是主观的，供你们批判。”这样的话语，经常会伴随他讲述的人生经历跳出来，引来学生阵阵掌声。“我还想给清华的本科生开思想政治课。”施一公说。

除了把时间花在他最钟情的科研上，其他时间施一公大多忙于“招兵买马”。2008年至2009年间，在面试了60多位教授、副教授候选人后，22位充满活力并极具学术能力的科研者加入了清华团队，已经15人有了自己的实验室。在未来5至10年中，清华计划在生物医学科学领域聘请110至130位独立的实验室负责人。谈及此，施一公豪情万丈。

“有了好的人才，一定要为人才建设好的学术环境，以教学和科研为主。”施一公说。为此，从2007年起，施一公便开始筹划生命科学学院的人事制度改革：一边理顺与明确院系行政领导的权责，减少学院领导在行政事务上的重复劳作，一边计划建立与国际接轨的教授终身制评价体系，采用终身教职系列、实验教学系列、科研系列、教育职员系列，不受其他制度制约。“改革方案已提交学校领导，过了这个坎儿，学院的科研建设就会像多米诺骨牌一样，产生连锁反应。”施一公说。

与此同时，施一公与他的团队开始进行教学改革。除了为本科生减免学分，加强学生自主性，还在教育部的支持下，与北大和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整合资源，创建了一个联合的研究生项目。近百位参与该项目的教授，将选择自己擅长的研究领域进行模块教学。

对于更加长远的目标，施一公毫不讳言：“今后10年内，每年都会有一些有重大国际影响的成就，每两三年可以有在科学史上具一定地位的成就出现在清华。在清华生命科学学院，创制一个适合人才发展的管理模式，而在这里尝试的软机制，也可以在中国其他地方被复制。”

除了创建他和团队成员心中的科研“理想国”，有一件事情施一公绝不会限制自己的时间——“与信任的同事共同为政府部门提供实质性的政策建议”。2008年5月，施一公被邀请到中南海向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和其他高层官员讨论中国科技的未来。教育部曾多次就相关事件征求他的意见，统战部将他与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的海归院长饶毅的报告传达到高层中央领导，中组部在引进海外科学家方面倾听了他们的建议。

另一项让他不遗余力的工作，就是最大化“施一公效应”。2009年岁末，拟作为特邀报告人赴美国圣地亚哥出席华人生物学家大会的施一公，因故无法出席。他将一封“致华人生物学家协会”的长信发给了协会成员王小凡和利民，信末写道：“最好的支持是以你们在美国坚守的职业道德标准为中国服务。”

如今，虽然每天还是十分忙碌，但施一公对国内的生活已经很适应。最让他欣喜的是，去年6月，他迎来了归国的妻子与一双儿女，科研也走入正轨。

偶尔，他会想起这样一个场景：2009年10月5日，他在国庆观礼后飞至位于美国纽约长岛的冷泉港开会，会前顺访普林斯顿，住进小镇的一家旅馆里。“343”，他惊诧地看着这个房间号，历史竟如此巧合。12年前，摩拳擦掌地准备到普林斯顿面试的他，就是住在这个旅馆的“343”房间。12年后，他已卖掉了在普林斯顿的房子，回到祖国实现理想。

每当想起这个情景，施一公就会更加清醒：“美国梦”已经成为过去，“中国梦”是他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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