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今年是毛泽东同志诞辰128周年。在缅怀这位伟人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创建的丰功伟绩时，科技工作者们自然会想到他对发展我国科学技术事业作出的历史贡献。

当前，我国正在抓紧建设科技强国，重温毛主席有关发展科学技术的思想和实践，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科学技术这一仗，一定要打，而且必须打好”

毛泽东历来重视科学技术的重要作用。他把自然科学看成是“人类争取自由的一种武装”，是“最有发展、最富于生命力，足以引起一切变化的力量”。早在1926年，毛泽东在讨论农民问题时就指出：“农民问题本来包括两个方面的问题：即帝国主义军阀地主阶级等人的压迫问题与水旱天灾、病虫害、技术拙劣、生产减缩等天然的压迫问题”,“要解决后一个问题，需要全国的革命的政权与科学的方法”。在毛泽东看来，打完革命战争，夺取全国政权以后，必定要打一场科技仗，“用自然科学来了解自然，克服自然和改造自然”，以便解决“天然的压迫问题”。

新中国建立以后，百废待兴，全国的重点工作理所当然要放在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各项社会改革方面，科学技术的发展问题还没有摆到突出的位置上。到1955年初，毛泽东提醒全党要重视这方面的工作，他说：“过去几年，其它事情很多，还来不及抓这件事。现在到时候了，该抓了。”在随后召开的党代表会议上，他指出：“我们进入了这样一个时期，就是我们现在所从事的、所思考的、所钻研的，是钻社会主义工业化，钻社会主义改造，钻现代化的国防，并且开始要钻原子能这样的历史的新时期。”1956年1月，周恩来在党中央召开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传达和阐述了毛泽东关于“向科学进军”的指示，很快在知识界掀起了向科学进军的热潮。同年，还根据毛泽东“我国人民应该有一个远大的规划，要在几十年内，努力改变我国在经济上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迅速达到世界上先进水平”的指示，制定1956至1967年的12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并组建了全国科学技术领导机构，我国科技事业进入了蓬勃发展时期。

1958年初，毛泽东提出把工作的重点转移到技术革命和经济建设上来。他说：“要把政治和技术结合起来，农业方面是搞试验田，工业方面是抓先进典型、试用新技术、试制新产品。”他还说：“提出技术革命，就要大家学技术，学科学。”

1963年9月，毛泽东在修改《关于工业发展问题（初稿）》时，写下一段寓意深刻的文字。他写到：“我国从19世纪40年代起，到20世纪40年代中期、共计105年时间，全世界几乎一切大中小帝国主义国家都侵略过我国，都打过我们，除了最后一次，即抗日战争，由于国内外各种原因以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告终以外，没有一次战争不是以我国失败、签订丧权辱国条约而告终。其原因：一是社会制度腐败，二是经济技术落后。现在，我国社会制度变了，第一个原因基本解决了；但还没有彻底解决，社会还存在着阶级斗争。第二个原因也已开始有了一些改变，但要彻底改变，至少还需要几十年时间。如果不在今后几十年内，争取彻底改变我国经济和技术远远落后于帝国主义国家的状态，挨打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应当以可能挨打为出发点来部署我们的工作，力求在一个不太长久的时间内改变我国社会经济、技术方面的落后状态，否则我们就要犯错误。”不把经济和技术搞上去，就会受制于人，就会被动挨打。毛泽东的这一席话，在今天仍然起着警钟的作用。

仅过了三个来月，毛泽东在听取聂荣臻等同志汇报新的科学技术规划时，又讲了一段极其重要的话。他说：“科学技术这一仗一定要打，而且必须打好。过去我们打的是上层建筑的仗，是建立人民政府、人民军队。建立这些上层建筑干什么呢？就是要搞生产。搞上层建筑搞生产关系的目的就是为了解放生产力。现在生产关系是改变了，就要提高生产力。不搞科学技术，生产力无法提高。”在这里，毛泽东不仅阐明了科学技术的生产力功能，而且提出了打好科技仗发展生产力的任务。

二、“要下决心搞尖端技术”

“两弹一星”（原子弹、导弹和人造卫星）是近代科学技术成果的结晶，是各种尖端技术的荟萃。毛泽东作为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为我国研制原子弹、导弹的决策，为发展我国航天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重大贡献。

50年代，当我们还在医治战争创伤的时候，世界上几个发达国家有了原子弹和导弹。它们跃武扬威，对中国人民施加核讹诈威胁。反对原子弹必须拥有原子弹。为了保卫和平，我们不仅要有先进的常规武器，也要有自己的战略尖端武器。1955 年1月15日，在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上，中央领导和科学家一起专门研究讨论中国原子能事业发展问题。他在总结发言时说：“我们国家现在已经知道有铀矿，科学研究也有了一定基础，现在到时候了，该抓了。认真抓一下一定能够搞起来。”又说“我们要尽快把反应堆加速器建立起来。我们有了人，有了资源，什么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这次会议作出了发展我国原子能事业、研制原子弹的战略决策。翌年5月，中央又作出了发展导弹的决定。

在我国原子能事业起步阶段，曾经得到过原苏联的技术帮助。中苏两国政府在核科技和核工业领域，先后共签订了六个协定，许多苏联专家和工程技术人员前来中国帮助工作。但是，1959年8月，苏联单方面撕毁合同，撤走在华全部专家。1960年7月18日，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坚定地说：“下定决心，从头做起，准备用8年时间，拿出自己的原子弹。要下决心搞尖端技术。赫鲁晓夫不给我们尖端技术，极好，如果给了，这个账是很难算的。”为了加快自力更生的步伐，遵照毛泽东“大力协同，做好这件工作”的指示，组织了全国大协作。以研制原子弹为例，全国有20个省、市、自治区，26个部委，900个工厂、研究所和高等院校配合或参与了这一工作。我们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同心同德，团结奋战，克服困难，仅用了四年多的时间，就攻破了原子弹的秘密。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这一成就打破了一些大国的核垄断，壮了军威，振了国威。

我国首次核爆炸成功，标志着中国已进入了核大国行列。然而，这毕竟只是迈进原子时代大门的第一步。1965年1月，毛泽东审时度势，进一步作出“原子弹要有，氢弹也要快”的指示。从核裂变反应的原子弹到核聚变反应的氢弹，是一个质的飞跃。完成这个飞跃美国用了7年4个月，原苏联用了4年，我国仅用了两年零8个月，就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氢弹。

我国航天事业是从50年代中期开始的。1956年，国家把火箭和喷气技术列为科学发展远景规划的重点项目。同年建立了导弹、火箭研究机构，开始了运载火箭的研制。1966年10月27日，我国第一次把原子弹装在导弹上进行“两弹”结合的发射试验。当毛泽东听到我国第一枚导弹核武器发射成功的消息时，他高兴地说：“谁说我们中国人搞不成导弹核武器，现在不是搞出来了吗！”为了发展我国的航天事业，毛泽东还发出“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的号召。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发射人造地球卫星的宏伟目标被列入国家科学规划，并开始了研制人造卫星的前期准备工作，经过10多年的努力，在完成了发射人造卫星的一切准备后，1970年4月24日凌晨，毛泽东批准实施发射。发射后15分钟，接收到卫星上播放的《东方红》乐曲。这颗卫星的发射成功，使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五个用自制运载火箭发射自制卫星的国家。

由于“两弹一星”的研制成功，带动了国民经济建设中大批新型原材料、仪器仪表和大型设备的发展，带动了许多新的生产部门和新兴学科的建立和发展，并为进一步发展我国的高新技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三、“发展科学的必由之路”

50年代中期，随着我国科学事业的发展，采取怎样的方针来指导科学工作，提到了党中央的议事日程上来。1957年，毛泽东在党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提出：“百花齐放是一种发展艺术的方法，百家争鸣是一种发展科学的方法”,“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我国有名的“双百”方针，就是早年毛泽东提出来的。

从毛泽东对我国遗传学的关注，可以看出他是怎样推动“双百”方针实施，保护科学家，为人们作出表率的。

1956年8月，在毛泽东的推动下，经中宣部建议，在青岛召开了“遗传学座谈会”。会上两种不同学术观点的科学家、教授坐在一起，共同进行学术探讨和争鸣。为什么要召开这样一次会议呢？简言之：由于从30年代起，苏联李森科学派就以政治高压手段对待学术观点不同的摩尔根学派，并且在1948年达到了粗暴批判的顶峰。当时，摩尔根遗传学在学校中被禁止讲授，实验室被封闭；摩尔根学派的学者担任的行政职务直到学术刊物的编辑都被撤消。这股风也刮到了我国。我国摩尔根遗传学派的学者们，也在这种影响下受到压制。在这期间，毛泽东非常注意遗传学界的动向，他指示纠正对待知识分子和对待科学问题采取简单粗暴的做法。他说：“讲学术，这种学术可以，那种学术也可以，不要拿一种学术压倒一切，你如果是真理，信的人势必就会越多。”这次“遗传学座谈会“，后来被学术界认为是贯彻“百家争鸣”方针的典范，是我国遗传学发展的历史转折。

“遗传学座谈会”结束以后，遗传学家谈家桢发表了一系列争鸣文章，着重强调摩尔根学说的科学性。谈家桢的这些争鸣文章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1957年3月，毛泽东指名要接见谈家桢等人。毛泽东对谈家桢说，过去我们学苏联有许多地方不对头，应当让大家来搞嘛！这以后，毛泽东又分别于1957年7月、1958年1月和1961年4月，总共四次接见谈家桢。每次谈话都鼓励他不要有顾虑，不要怕，“要大胆地把遗传学搞上去”，还说：“有困难我们一起来解决”。“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谈家桢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押送农村劳动。1968年1月，毛泽东说了句“谈家桢还可以搞他的遗传学嘛！”才把他解放了出来。1974年冬，毛泽东在病中，还捎口信鼓励谈家桢把遗传学搞下去。至今，谈家桢虽然年世已高、身体有病，仍然牢记毛泽东的嘱托，为发展中国遗传学尽心竭力。

再一个事例是，1957年4月29日《光明日报》刊登了北京大学生物系教授李汝祺“从遗传学谈百家争鸣”的文章，毛泽东读到以后，即建议《人民日报》转载，并亲自把文章标题改为“发展科学的必由之路”，以原来的标题作为副标题，还为之写了按语。百家争鸣是“发展科学的必由之路”，这是毛泽东作出的新的科学论断。

科学的实质在于发现未知的东西，科学家是探索新事物的开拓者。从迄今为止人们所揭示的自然规律来看，最初常常是被少数人甚至是个别人所认识，而不被大多数人所了解，甚至会被斥为“离经叛道”的异端学说。但是，恰恰是这些新见解、新思想，揭示出事物的本质和规律。如果不允许那些有所发现的少数人争鸣，也就堵塞了人们认识真理的道路。毛泽东关于百家争鸣是“发展科学的必由之路”的论断，关于“真理有时在少数人手里”的论断，是留给后人有关认识论方面极其珍贵的财富。

四、“要懂得科学和技术，不然就不可能领导好”

1957年10月，毛泽东在八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三次全体会议上向全党干部提出：“要下苦功夫学习”。他说：“应该把工作以外的剩余精力主要放在学习上，养成学习的习惯。学什么东西呢？一个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一个是技术科学，一个是自然科学”,“因为我们要领导这些事情嘛！”1958年初，他又讲“过去我们有本领，会打仗，会搞土改，现在仅仅有这些本领就不够了，要学习新本领，要真正懂得业务，懂得科学和技术，不然就不可能领导好。”毛泽东认为，领导干部是否掌握科学技术知识，是关系到能否取得领导权的重大问题。

毛泽东不仅循循善诱教育干部，而且身体力行带头学习自然科学知识。最近，孔令华和李敏撰文谈毛泽东的科学观，披露了这方面的情况。文中写到：“总而言之，从细胞学说到进化论，从星云学说到奥林巴体，从化学反应到光合作用，从火成说到水成说，从季风理论到太阳系学说，从牛顿力学到相对论，从量子说到基本粒子，从原子能技术到激光技术，从冶金技术到半导体技术，从航海技术到人造卫星技术，从西医到中医，从水利到气象等等，凡是现代科学知识，只要毛泽东能找到的，他都学到了。”毛泽东作为一位革命领袖，学习和涉猎自然科学知识之广泛，令人起敬。

然而，毛泽东仍常感自己自然科学知识的不足。1962年，他在七千人大会上说过：“拿我来说，经济建设工作中间的许多问题，还不懂得。工业、商业，我就不大懂。对于农业，我懂得一点。但是也只是比较地懂得，还是懂得不多。要较多地懂得农业，还要懂得土壤学、植物学、作物栽培学、农业化学、农业机械，等等；还要懂得农业内部的各个分业部门，例如粮、棉、油、麻、丝、茶、糖、菜、烟、果、药、杂等等；还有畜牧业，还有林业”。“所有这些农业方面的问题，我劝同志们，在工作之暇，认真研究一下，我也还想研究一点”。他在另外的场合还对人讲过：“我很想请二三年的假学习自然科学。”毛泽东这种对自然科学知识强烈渴求的愿望，感人至深。

特别值得回顾的是，毛泽东基于“要懂得科学和技术，不然就不能领导好”的看法，曾提出“科学中央”的构想。1956年9月，在党的八大预备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毛泽东说：“现在中央委员会，我看还是一个政治中央委员会，还不是一个科学中央委员会”,“中央委员会应该有许多工程师，许多科学家”。“现在我们这个中央的确有这个缺点，没有多少科学家，没有多少专家”。当今我们可以告慰毛泽东的是，党的第十四届中央委员会已经有了相当数量的工程师、科学家和专家；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具有大学学历的占85%，毕业于自然科学专业的占5% ；中央政治局几位常委都有大学学历，曾留学国外的占42%。毛泽东关于“科学中央”的构想，如今已基本成为现实。

编者结语：我们缅怀毛泽东，更要学习毛泽东。各级领导干部都要下苦功夫学习现代科学技术知识，懂得科学和技术，以便肩负起世纪之交的历史重托，做出无愧于人民、无愧于党、无愧于中华民族、无愧于子孙后代的新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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