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史话

1930年，熙熙攘攘的上海街头，人群中有一位步伐独特的老人，他走路不紧不慢，步子却距离大小相等，每迈一步都精确到0.85米。

他，就是李四光。这位一生热爱地质工作的老科学家，从事科学研究一丝不苟。他经常对学生说，搞地质要到野外考察，脚步就是测量土地、计算岩石的尺子。所以，“每一步的长度都要相等”。

李四光原名李仲揆，1889年10月生于湖北黄冈。14岁那年，李四光独自到武昌高等小学堂求学，求知若渴的他每次考试都名列前茅，学习未满两年便被送到日本学造船机械。辛亥革命爆发后，他曾先后担任过湖北军政府理财部参议和实业部部长。正当他准备大干一番事业之时，辛亥革命失败了。于是，他发愤专心于科学技术研究，远赴英国伯明翰大学深造，立志走“科学救国”之路。

敢于质疑、求真务实是李四光一生恪守的信条。身为后辈，他敢于质疑权威。德国地学科学家李希霍芬曾先后来中国做过7次地质调查，并著有《中国》三卷，书中对中国东部第四纪冰川作用的遗迹只字未提。当时，许多中外地学学家也都默认中国东部并无第四纪冰川作用可言，只有李四光对此存疑。19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他在大同盆地、太行山麓及庐山等地考察发现了大量冰川证据，确认中国存在第四纪冰川。

然而，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苏格兰地质学家巴尔博、法国地质学家德日进等著名地质学家却质疑李四光关于庐山第四纪冰川的论断。为了使自己的理论更具说服力，李四光逐渐将目光投向庐山之外，进一步扩大了冰川研究的地域范围，对安徽中部、九华山、天目山等长江下游区域进行考察。

1936年，李四光又到黄山研究，写了《安徽黄山之第四纪冰川现象》的论文。德国地质学教授费斯曼看罢黄山归来，赞叹道：“这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发现。”这是李四光的冰川理论研究第一次得到外国科学家的公开承认。可是，李四光觉得这远远不够，他干脆把家搬到庐山上，又在庐山脚下建了一个冰川陈列馆，更深入细致地进行冰川研究。抗战爆发前，李四光完成《冰期之庐山》，文中除描述新发现的季候泥与羊背石之外，还专门写了一章“冰债物释疑”，对非冰川论者提出的不同观点进行分析与反驳。

保持批判精神是李四光在学术上的坚守。新中国成立初期是中苏地质科学交流最火热的阶段，彼时，中国地质工作还很薄弱。苏联先后派了400多名地质专家援华，在空白领域，中国基本全盘引用苏联的地质工作模式和方法、规范。李四光自学了俄语，对苏联地质学家的理论、观点他坚持批判地吸收，反对不顾中国地质情况生搬硬套外国的做法。一些苏联专家和李四光一起参加野外考察或听了李四光的报告后，赞成李四光的见解，甚至改变了此前的学术观点。

李四光不怕质疑他人也不怕被他人质疑。作为老师，他鼓励学生挑战权威。他曾说：“在追寻科学真理的路上，没有老师，更没有对与不对，只有实事求是！”当自己提出的理论受到学生质疑时，李四光没有生气反而批评自己的学生，认为他不该因为害怕亮出不同意见而在发文时用了笔名。

有外国学者断言中国是一个贫油国家，李四光却并不相信。“不相信”的背后，是他对真理的孜孜以求——1928年，他基于十多年的地质力学研究，对“中国贫油”的论调提出挑战。他根据新华夏构造体系的特点，分析了中国的地质条件，断定中国陆地一定有石油，并向中央大胆建议，实施“中国石油地质工作战略东移”，一场大规模的石油普查勘探工作随即展开。

1954年，他在石油管理总局作了《从大地构造看我国石油勘探远景》的报告，指出三个可能性最大的含油区，并提出首先把柴达木盆地、四川盆地、华北平原、东北平原等地区作为普查找油的目标。1959年国庆前夕，石油部和地质部先后在松基三井和扶27井获得工业油流，李四光的科学预见得到了证实，也宣告了“中国贫油论”的彻底破产。

爱国奉献、勇于担当是李四光一生的写照。在国家建设急需能源的时候，李四光让滚滚石油冒了出来。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周恩来总理在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指出：“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起来的大庆油田，是根据我国地质专家独创的石油地质理论进行勘探而发现的。”出席会议的李四光听完不禁潸然泪下。在国家核工业急需铀的时候，李四光又提出了“把对构造规律的研究与辐射测量结合起来”的思路，根据这一思路，到“二五”计划末期，我国已发现一系列铀矿床，为此后原子弹和氢弹的研制成功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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