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胜利70周年，回望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无数中华英豪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为保卫祖国而奋勇杀敌，然而鲜为人知的是，在远离炮火的另一个“战场”上，中国的物理学家们为挽救民族危亡付出了自己宝贵的科学智慧，为国家的发展在血雨腥风中艰难地完成科研任务，不少科学家们还纷纷转变自己的研究方向，研究抗战最急需的科学技术，用自己特有的方式为抗战贡献力量。

严济慈带领科研人员研制“军需品”

严济慈，1923年从南京高等师范学院毕业后，进入巴黎大学理学院，跟随著名物理学家、法国科学院院士法布里教授学习物理学。1931年底任国立北平研究院物理学研究所所长（以下简称北研院物理所，和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在新中国成立后合并为如今的中科院物理所）。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时，严济慈正代表中国出席在法国巴黎召开的国际文化合作会议，他在会上强烈谴责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呼吁国际社会阻止日寇妄图轰炸北平的暴行。他在接受法国《里昂进步报》记者采访时说：“中国人民的抗战是正义的事业，不管战争要持续多久，情况多么险恶，最后胜利必将属于中国人民。我将和四万万同胞共赴国难。我虽一介书生，不能到前方出力，但我要和千千万万中国的读书人一起，为神圣的抗战奉献绵薄之力。”

严济慈在北平物理研究所实验室

抗战时期，北平研究院的工作重心转向直接为抗战服务。无线电台和军用无线电收发报机日益增多，各电台之间相互干扰现象越来越严重，迫切需要优质的无线电稳频器。严济慈带领着物理所的科研人员，先后向资源委员会中央无线电器材厂、军政部电信器材修理厂和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提供了各种厚度的优质水晶振荡片1000余片；还为驻昆明的美军和驻印度的盟国英国皇家空军解决了几片急需的水晶振荡片。这些震荡片对于无线发报机稳定波频起了很大作用，极大改善了战时我国的电信技术。

严济慈还带领科研人员制造出300多套五角测距镜和望远镜，供中国抗战部队和盟国英国驻印度军队使用；研制出500架放大倍数为1400倍的显微镜，供专科以上学校、医院、工厂及工业研究使用；200架水平经纬仪，50套缩微胶片放大器，供中央水利实验处及滇缅公路工程局、资源委员会及其他野战部队和学术机构使用。当时人人身兼数职，但上下一心，大家乐此不疲。

钱临照在炮火下抢运科研仪器设备

国难当头，广大爱国青年为抗日都有意学习一门有益于国防的技艺。钱临照就是其中一位。他在严济慈的领导下，毅然选择了磨玻璃技术，和同事制成数百台高倍显微镜和供测量用的水平仪，分送抗日后方教学、医学和工程建设单位使用。

1937年7月，钱临照在欧洲正准备继续进行晶体范性的研究工作，得知卢沟桥事变爆发，他即刻回国。时北平已陷敌手。他不顾艰险，奉命设法将北平研究院物理学研究所的许多箱仪器经海防运往昆明。钱临照和同事们一起冒着生命危险，在日伪的眼皮下，抢运出绝大部分仪器设备，为北研院物理所在昆明继续开展工作奠定了基础。

钱临照所服务的北平研究院物理学研究所，抗战期间为社会各界制造显微镜400余架。

钟盛标研制“医用紫外线灯”

钟盛标，1930年在北京大学毕业后到清华大学任物理系助教，1931年进入北研院物理所工作。

钟盛标最初从事各种分子及原子光谱的研究，北平研究院的工作重心转向直接为抗战服务之后 ,钟盛标也将研究转向了更具应用价值的研究方面，希望能够为抗战贡献力量。这些研究工作中取得较好结果的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水晶紫外光灯制造技术的解决，紫外线灯是一种能发射紫外线的装置，可以用来杀菌消毒，抗战时期，这种灯成了军队和医院的稀缺资源。钟盛标带领工作人员成功解决了水晶紫外光灯制造技术难题，仿制了十几具德国哈瑙维式医用紫外光灯，供应给军令部及当地医院使用，解决了当时的一大困难。另一方面是水晶腐蚀的电场效应研究，钟盛标发明了新的测定晶轴的方法，并且发现了一些新的结晶缺陷。这些发明和发现都有助于改善水晶仪器的制造技术，对于在抗战时困难条件下通讯器材的研究有很大的帮助。

北平东皇城根42号，北平研究院物理学研究所，钟盛标、严济慈、陆学善、钱临照（从右至左）合影。

叶企孙、熊大缜等“地雷战”功臣

叶企孙，1898年出生于上海的一个书香门第，1913年进入清华学校，随后赴美国芝加哥大学和哈佛大学深造，回国后于1929年担任刚成立的清华大学理学院院长。

抗战时期日军在冀中驻扎有重军，抗日游击人员枪支弹药的补给非常困难，便想到了“地雷战”这个适合平原的战法，但是一是苦于没有会造地雷的人才，曾有人着手试制炸药，但是用的是传统的翻晒方式，在屋顶上干燥，出现过连人带屋顶都炸飞的事故。在当时的条件下，防止炸药自爆成了难题。二是缺少造地雷的器材、原料。

熊大缜多次潜回到天津，请教老师叶企孙。叶企孙听说熊大缜领导的技术研究社面临一些实际困难时，不顾身体不好，非要亲自到冀中根据地了解情况，由于弟子们的再三劝阻才没有成行。叶企孙对根据地造地雷的事放心不下，他马上让自己的实验员阎裕昌前往冀中。就解决了炸药自爆问题，还设计出根据地特定条件下可以生产的电雷管电路。叶企孙先生又派学生从天津冲破日军封锁线运来电表、白金丝等必要物资。汪德熙、林风、张瑞清、熊大缜、葛庭燧等人，也经常装扮成传教士冒着生命危险穿越日本封锁线，进入北平、天津，为冀中军区购买雷管、无线电元器件等紧缺军用物资。叶企孙设法筹集款项购买急需的军用物资运往冀中，为当地抗日事业解了燃眉之急。

叶企孙（中）、熊大缜（左二）与抗战士兵合影

熊大缜等人还与开滦矿务公司副经理王崇植联系，弄到了大批制造炸药所需的化学原料、铜壳和铂丝以及控制电雷管的电动起爆器。又通过王崇植弄到无线电器材，请到技术人员，在天津英租界清华同学会内装配无线电台，然后设法运入冀中。化学系毕业生林风在天津租界一家工厂内偷偷制造黄色炸药(TNT)，伪装成条状肥皂秘密运入冀中。

在熊大缜等人的培训下，冀中根据地的军民也很快学会了地雷的制作方法，民兵的武装力量大幅提升，有了地雷，冀中军民如虎添翼。敌人屡受挫折，对“地雷战”闻风丧胆，冀中抗战形势立马改观。

不仅仅是物理学家，中国各个领域的科学家们都在抗战时期进行着艰苦卓绝的奋斗：青年化学家邢其毅听说新四军急需药学人才，历经艰辛投奔新四军，一边教书一边制药；为阻止日军进攻杭州，钱塘江大桥设计者茅以升亲自下令炸毁这座通行不满3个月的大桥，并写下了“抗战必胜，此桥必复”八个字……

抗战时期的科学家们在特殊的历史时期积极承担起科学家的社会责任，将科学知识转化为战斗力，为战争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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