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一篇纪念“两弹元勋”邓稼先的文章悄然流行，题目起得非常动人:《有一种爱情叫国家机密》。文中写道：“整整28年，邓稼先不知去向、生死未卜，妻子许鹿希信守离别时相互托付的诺言，无怨无悔、痴情等待。”
然而，这篇“深情款款”的文章却引发了争议。与邓稼先熟识的人，都称上述说法为“可笑的谬误”。更有人指出:“老邓功勋卓著，又何须画蛇添足？”
时值邓稼先逝世30周年，《中国科学报》记者联系到其生前的工作单位。几位曾与邓稼先共事的老先生对采访给予很大支持，他们希望能修正一些以讹传讹的说法，因为“如实还原历史细节，才是对邓院长最好的纪念，也是对后人最好的教育。”
让我们看看，围绕着邓稼先，都曾有过哪些真真假假的传言呢？
这是最典型的一个误会。
据邓稼先生前的学术秘书——竺家亨研究员回忆，邓稼先是在1958年夏天调到二机部九所（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前身）理论部工作的。
从1958年到1972年的这14年间，邓稼先一直和妻儿一起在北京生活。直到1972年后，他才调往四川省梓潼县，在那里一直工作到病重返京。
“外面有好多报道，说老邓一到这个单位，就被分配到茫茫戈壁滩上，其实根本不是这样！”竺家亨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在北京的那几年，邓稼先的工作单位离家只有一站之遥。
不过，邓稼先的夫人许鹿希确实并不知道丈夫的工作地点和工作内容。因为保密规定，邓稼先乘坐公交车时甚至不能在附近的公交站下车，总是在稍远的地方下车，再步行到单位。
随着时间推移，许鹿希和丈夫的小同事们也逐渐熟悉起来。一贯忠厚耿直的邓稼先教同事们“骗”许鹿希：“要是她在单位附近看见你们，就告诉她你们是来这边办事儿的！”
尽管工作繁忙，但大多数时间，邓稼先是可以天天回家的。那时候，邓稼先每晚组织大学生们学习中子理论，常常一上课就上到半夜11、12点。附近地区当时还很荒凉，土路两边是大片的高粱地。为了确保邓稼先的安全，领导总会派两名大学生送他回家，竺家亨就常常接到这样的任务。
邓稼先和许鹿希所住的宿舍楼，四周都是铁丝网，看门的大爷每晚10点就锁门睡觉了。在这种情况下，竺家亨他们只能把铁丝网拽出很宽的一条空隙，帮助身材高大的邓稼先钻过去，再把他那辆半新的自行车举起来递送过去。
原九所所长、曾与邓稼先长期共事的李德元研究员告诉记者，许鹿希曾多次对他说：“现在很多地方都在讲，我们是抛弃了美国的优越生活回到中国的。但我们在美国的时候，其实是很清贫的。”
李德元很能理解许鹿希对这种说法的不满：“很多时候，正是这些过度的、不实的宣传，反而把那一代知识分子内心真正发光的东西都掩盖住了。”
在他看来，当时的知识分子归国是一个自然而然的选择:“建国初期，全国上下百业待兴，很有秩序。当旅居海外的中国人，得知自己的祖国正在起工业、兴科技，那份向往是是发自内心的，并不需要动员和宣传。”
其实，在竺家亨眼里，邓稼先是个富有生活情趣的人。每逢工作有所突破，他常会主动提出请大家吃顿好的。
一次任务完成后，邓稼先兴致颇佳，对手下的几个大学生说：“今天我们放假，大家晚上有兴趣吗？我请你们去听戏！”
大伙儿虽然高兴，但也心怀顾虑：这临时想去听戏，恐怕票早就卖完了吧？邓稼先却不担心。当晚，他带着5、6个大学生到戏院门口，专门等人退票，大家果真也都如愿进了剧场。
“当时，我们几个年轻人挺不好意思，反倒是老邓，逢人便问‘有票吗？有票吗？’”竺家亨笑着回忆。
“但是老邓这辈子，没有享过一天福。”李德元说。邓稼先，这个出身于书香门第的高级知识分子，对个人生活毫不讲究，不挑吃、不挑穿、不挑住。建所初期，大家都参加义务劳动，尽管“一看就是个没干过活的人”，他还是认真地参与工地建设。
当时的工地食堂非常简陋，连桌椅都没有，人们打好饭菜只能端出来在露天就餐，经常是几个人一伙，蹲在地上吃。
邓稼先常常吃着吃着，就把饭盒放在地上，跟别人聊起工作来。有好几次，他的饭菜被工地上放养的鸡钻了空子。
“我们看到他的饭又被鸡啄了，又好笑，又不好意思，都纷纷把自己的饭菜拨给他。”竺家亨笑道。
在某些文艺作品里，邓稼先的形象被塑造为“气定神闲、镇定自若”，但在实际工作中，很多人都见过他在重大试验方案上签字时，双手颤抖的样子。
“他这个人啊，责任心很重。”竺家亨说。邓稼先常常对同事们说：“理论部的工作必须非常细致、慎重。我们这里出一点小问题，到别处就是大问题。”这种心态，也让他常常处于压力之下。
许鹿希和同事陈辅之都曾回忆道：邓稼先一紧张就会心慌，每次一接保密电话，他的手都发抖，说话的声音也不自然。这里面既有性格因素，更因为他肩上的责任实在是“重于泰山”。
有一次，他给周恩来总理汇报工作，因为试验结果不太理想，他的手又开始发抖。总理跟他开玩笑:“稼先同志，你这么紧张，我们年纪都这么大了，万一心脏病发了可不得了。”他才稍稍放松下来。
但是，容易紧张的邓稼先，却直面核武器发展的一项项重大任务，真正做到了“临危不惧”。
在一次核试验中，核装置已经下到井口，准备工作正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留守北京理论部的于敏突然想起一个过去被忽略的物理因素。于是，于敏马上打电话请求暂停作业，并立即组织科研人员用多个程序对算。当时的情况，牵一发而动全身，各级领导不断追问情况进展，在场的邓稼先虽心急如焚，但还是和于敏扛住了全部压力，经过两天一夜的奋战，确认了那个因素对大局影响无关后，才将试验按时进行。
因为保密的缘故，核武器研制队伍面临的巨大挑战和巨大困难，长期以来并不为人所熟知。而邓稼先和他的战友们正是在长期承受着“小心翼翼、如履薄冰”的巨大压力下，艰苦奋斗、团结协作，实现了原子弹、氢弹、武器化、小型化等一系列里程碑式的成就。
邓稼先是这支队伍当仁不让的杰出领袖。尽管部分文艺作品中描绘的邓稼先性格与实际有所出入，但是他的平易近人、谦逊随和却是毫无争议的。
在采访李德元和竺家亨时，他们言必称“老邓”，而非“邓主任”或“邓院长”。“这是我们九所的传统。”李德元自豪地说。
邓稼先调到理论部时，带领刚毕业的大学生开始原子弹理论的白手起家。邓稼先待他们，就像对待弟弟妹妹，常常把自己的粮票分给大家。刚开始，大学生们还“主任”、“主任”地叫，但是邓稼先一再声明: “你们就叫我老邓!”
就这样，在九所，除了彭桓武和王淦昌先生，不论什么领导，都是如此称呼：邓稼先是“老邓”，周光召是“老周”，于敏是“老于”……
在竺家亨的记忆里，邓稼先常说的一句话便是：“小竺，我有糖，你来我这儿拿！”对那些与邓稼先朝夕相处的同事们而言，“翻他的衣袋找烟抽，翻他的抽屉找糖和点心吃”，都是常有的事儿。
但就是这样性格的邓稼先，也有急了的时候。当时，科研设备非常紧张，他们常常需要到处去租借各种仪器。特别是一台104电子计算机，各个单位都抢着用。
但是有些同事，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上机后拿不出结果，白白浪费了宝贵的上机时间。
“这可不行！”邓稼先赶紧开会讨论，会上决定，新编程序一次通过的，提出表扬；多次不过，则有相应的惩戒，甚至取消上机资格。“即便这样，他也从不训斥别人，只是有理有据地批评。”竺家亨说。
“很多人都觉得，在老邓手下工作，心情特别好！”竺家亨说，“哪怕单单为了报答他的信任，我们什么都乐意做！”
在一次核试验中，核弹没有正常爆炸，摔落在茫茫试验场里。在事故原因不明的情况下，一众科技人员、参试部队指战员甚至国防科工委的领导，都争相冲往禁区，大家心急如焚，要早点找回核弹。邓稼先更是不顾众人反对，先后两次进入核心区。
与传闻不同，邓稼先并未“捧回碎弹片”。但是当核弹碎片被发现后，他第一时间赶去检查，确认没有发生最危险的情况。后来查明原因，这次失败源于降落伞故障。
几天后，邓稼先在北京的医院做尿检，几乎所有的化验指标都不正常。
李德元和竺家亨都反复强调，当时，邓稼先是穿着防护服进入辐射区的，“这是规定”。绝非部分文章中所述的，“没有对身体进行基本的保护”。
后来折磨邓稼先的直肠癌，究竟是不是与这次“降落伞事故”直接相关，现在已无法确证。但事实上，邓稼先和他的同事们，多年承担沉重的任务压力、日以继夜的工作、因陋就简的不规律的饮食，还有狂暴的政治运动的冲击……所有这些，都让他们长期处于高危健康风险之下。
“癌症谁都可能得，很难归咎于那一次事故。”李德元说，“但是毫无疑问，老邓的病是被耽误了。”
1984年，一次开会时，邓稼先当着科委主任的面，说了一句：“我现在已经是强弩之末了。”这话一出，全场都笑了。在大家看来，作为一名科学家，邓稼先还潜力无穷。在大家的笑声中，邓稼先反思的却是：“我说错话了，不该自称是‘强弩’。”
此时距离他去世只有两年，他的身体正在遭受癌症侵袭，却无人知晓。直到1985年7月，他才在北京301医院被确诊为直肠癌，入院治疗。
竺家亨再次看到邓稼先时，他已经接受过直肠癌切除手术，身体外面挂着一根管子。当时他还可以出门走动，一听说今天有工作会议，他马上说：“我也去开会吧！”
这个在工作上时刻绷紧神经的人，偏偏在自己的生死命题上，表现出了格外的乐观和豁达。
对这一说法，李德元郑重地表示反对。当年的核武器研制团队确实人才济济，但邓稼先做出的贡献，仍是任何人无法替代的。
邓稼先任理论部主任期间，还有周光召、于敏、黄祖洽、秦元勋、周毓麟、何桂莲、江泽培等7名副主任，这就是大名鼎鼎的理论部“八大主任”，他们个个都是专业领域一流的科学家。
每周，邓稼先都会组织一场业务讨论会，讨论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解决方法。副主任们都参加会议，刚毕业的大学生也一起参加，大家都可以在会上各抒已见，谁都可以提出不同看法。
当时的理论部，不乏个性强硬的人物。但不管争论如何激烈、言辞如何犀利，邓稼先从不生气。渐渐地，大家也都服了这个学问大、脾气好的老邓。大家也习惯于讨论中针锋相对、你来我往，会下依然心平气和、团结友好。由此，也形成了九所人引以为豪的科研文化。
“在发扬学术民主上，老邓功不可没。”竺家亨说，“我们没有任何思想压力，心无旁骛地做事情，我至今怀念那样的氛围。”在这个集体里，邓稼先始终紧密地团结着每一个人，从而实现了人人平等、集思广益和融会贯通。
“老邓是最适合做这个主任的人，他就是有这个本事，把大家团结起来，分工协作，完成国家交给我们的任务。”李德元说。
“文化大革命”期间，单位内部也成立了群众组织，派别之间互相攻击，研究工作也因此停顿。此时，竟然是老实巴交的邓稼先挺身而出，分别跟两派的领头人谈话，他说：“毛主席指示我们，原子弹有了，氢弹也要快。我们要加快速度，要抢在法国人之前爆炸第一颗氢弹，这也是周总理的指示。”在他的说服下，对立的两派重新携起手来，投入到氢弹突破的工作中。
其实邓稼先是不善言辞的人。有老同事回忆，他做思想工作的方法往往就是拍人肩膀。“我最怕老邓拍我的肩膀，一拍就是让我干活，我还非干不可！”
邓稼先自己曾说：“核武器事业是成千上万人的努力才能取得成功的，我只不过做了一部分应该做的工作。”他既从不“贪功”，又何来“过誉”呢？
李德元说，几十年间，很多人把创作的剧本拿给他看，请他推荐、修改或是提建议。但是渐渐地，他主动远离了这些事情：“我不想再看了，看了总觉得别扭。”
他说，整个核武器理论研制的过程，其实是很枯燥的，没有娱乐节目所追求的戏剧性。那些刻意追求“有看头”的文章、话剧、电影，往往会偏离历史的真实。
这让人不禁反思，在一个“泛娱乐化”的年代里，我们究竟应该如何纪念那些伟岸的背影，和他们不可磨灭的贡献?
在这个问题上，常见的误区大致有两种：一种是“存天理、灭人欲”式的宣传。为了塑造“高大全、伟光正”的形象，刻意描绘主人公“付出一切、牺牲一切”，甚至形成“比惨”般的宣传模板；另一种则是标榜“刻画人性”，却常常沦为戏说的宣传，比如为了博取眼球，给人物安上子虚乌有的情感和不伦不类的调笑。
无论上述哪一种，都是对被纪念者的不尊重。
只有还原事实，才是最好的怀念。像邓稼先这样的“国士”，减之一分则难见其深情；增之一分则有损其谦恭。唯有未经粉饰的真实，才能不惧时间流逝，永远直抵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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