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苗东升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0年3月3日凌晨在北京逝世，享年83岁。苗东升，1937年生，山西榆社人。1960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数学系，先在国防科研部门供职，后到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任教，科技哲学专业教授、研究生导师。

苗东升教授为我国自然辩证法界系统科学哲学领域资深学者，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致力于系统科学、复杂性科学的哲学及其实践研究，独著有《复杂性科学研究》《钱学森哲学思想研究》《系统科学辩证法》等十余部著作，发表有《复杂性研究的现状与展望》等许多有学科影响力的学术论文。苗东升教授编著的《系统科学精要》多次再版，是国内文科领域影响力最大的系统科学教材之一。

苗东升教授淡泊名利，潜心学术，他曾自言：“我是清都杂货郎，天教倔强带疏狂。窍得神火燃笔底，纵论横批著华章。”他一生笔耕不辍，践行多学科交叉、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跨学科研究范式，晚年还积极探索系统科学方法与当代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实践的结合，为系统科学哲学、复杂性科学思想在中国的发展和推广做出了卓越贡献。

钱学森对我的影响

苗东升

在20世纪中国的著名人物中，对我影响最大的是鲁迅、毛泽东、周恩来和钱学森四位。其中，毛泽东、鲁迅、周恩来令我十分敬仰，对我的影响最全面而深刻，钱学森则是我学术思想的领路人，而且是我有机会直接接触、观察的伟人。回顾这几十年来钱翁对我的影响，以及关于他的所见所闻，可以看出人生之旅的非线性动力学特征，令我感叹。借纪念钱翁一百诞辰之机把它写出来，应该是一件有益的事情。

一

1955年钱学森回国时，我正在山西省汾阳中学读高三，已开始为考大学做准备。我虽然生长在深山沟里，但一直学的是西方科学，数学比较突出。汾中的乐健民老师（20世纪80年代才知道他是山西四大著名教育家之一）给我们讲代数，他很喜欢我，是汾中老师中对我影响最大的一位。有一次，一个小时的考试，我不到半个钟头就交了卷，而且思路令他满意，竟然给了我120分，尽管推导结果漏写一个符号。乐老师力主我报考数学系，我完全接受他的意见。但钱学森的回国立即改变了我的决定，一心要学物理，将来也搞火箭。乐老师知道后两次找我谈话，说我不太适宜搞物理，还是应该报考数学专业。我犹豫良久，不那么痛快地接受了他的意见，虽然为不能追随钱学森搞火箭多少有些遗憾，但也自知动手能力差，可能还是搞数学为好，最终考上北京师范大学数学系。不过，钱学森的行踪和业绩从此成为我终生关注的事。

在大学四年里，我基本上是一个政治上后进的学生，大四才提出入团要求，除了必须参加的政治活动外，一门心思为当数学家做准备，过去喜读闲书的嗜好也强令自己放弃了。现代科学证明，非线性系统具有长期行为的不可预料性，这是千真万确的。就在大四那年寒假，系领导找我秘密谈话，希望我能到国防科研部门去工作。我的父亲和三叔都死于抗日战场，母亲自小常给我讲岳母刺字、杨家将等故事，不知不觉对我的人生观产生了影响。所以，为国防事业奉献对我没有思想阻力。我接受了组织的安排，秘密离开学校，被分配到国防部某部门工作，才知道这就是钱学森领导的部门。业已放弃并淡忘了的打算，突然成为现实，不正是一种非线性效应吗？

我在国防部某部门工作近20年，并无机会与钱学森直接接触。或者说，我与钱学森的距离似近实远。一则我们研究的是战术武器，不在他的重点之内，能见到他的机会本来就少，本人就更不在话下。二则他是千军万马的最高领导，我为最底层的科技人员，这样的人直接接触他近乎为零的概率事件。但我还是关注他的动向，他的论著凡是能够找到的，我尽量收集、学习。钱翁也曾到我们部门作过报告，我有幸听过两次，具体内容全忘记了，但他那地道的普通话，鲜明的逻辑性，以及音容笑貌，至今难以忘怀。

动手能力差，缺乏工程智慧，我的这些致命缺点在工作期间充分暴露了。无知的学生至此才理解了乐老师的远见和用心。我自己很苦恼，但又无从改变，因为那是保密部门，除非是组织安排，不犯错误者不能轻易离开。但命运既捉弄人，又成全人，这也是非线性。在某部门工作末期我被作为反革命受到批判，最后以“事出有因，查无实据”不了了之。1979年12月1日起，我作为中国人民大学的教员开始新的生活。没有想到的是，那只“看不见的手”——非线性效应又一次“显灵”，它表面上把我与钱翁的距离拉远了，实际上却前所未有地拉近了，我从此真正可以从学术上接触他了。

二

我是作为数学教师来到人大的。在给文科讲高等数学之余，教研室要我开一门有关模糊数学的课，由此才有了我的第一本著作《模糊学导引》。但我觉得，在自然辩证法界打拼，模糊学显得地盘过分窄小。向哪个方向发展呢？我在窥测方向。其实，到人大不久的我就被正在红遍中国学术界的“三论热”极大地吸引住了，发现虽然其中的信息论我不熟悉，控制论却是我的理论基础，索洛道夫尼科夫的三大本《自动调节原理》是我们研制工作的主要理论依据，我深入学习过，维纳的《控制论》、钱学森的《工程控制论》也曾涉猎过。有这个基础，加上从毛泽东军事著作中学到的整体观，自信所谓系统论并不难掌握。所以，从1984年中起，我的学术方向最终确定为搞“三论”；准确地说，搞系统科学。

中国“三论热”的核心是钱学森，我自然留心他的动向。1986年初，从《光明日报》的一个报道中得知钱翁指导的系统学讨论班开始活动，十分高兴，联络逻辑学家王雨田教授于初夏的一天前去。710所周政副所长接见我们，说老先生的座位都不够，你们哲学界的人就不必参加了。老王是名家，脾气大是出了名的，吃闭门羹令他十分生气，声言再也不去了。我在学术界没有名气，学习的机会实在难得，想参加的念头一直存留着，吃闭门羹又算得了什么！那年年底，人大农经系张象枢教授告诉我，系统学讨论班已有了空位子，他鼓动我去参加。于是，从1987年讨论班第一次活动起，我便前去参加，直到讨论班随王寿云（钱老原秘书）去世而停止活动，我只因调不开课而缺席过一次。是年我50岁，“知天命”倒谈不上，但参加系统学讨论班活动毕竟是我学术生涯的关节点之一，这也是非线性现象。

所谓系统学讨论班有两个，自由参加的是大班，小班则是由钱学森挑选的几个中青年学者组成的《系统学》一书写作班子，成员都是当时国内学界的一时之选。最初几年大班每两周活动一次，后来改为一个月一次。每次大班活动的程序都是这样的：先请一位专家作学术报告，然后有一点时间自由讨论，最后由钱翁作总结。报告人都是国内有关部门的学术骨干，钱翁认为报告对建立系统学可能有价值才出面约请他们。参加大班活动使我听到与系统科学有关的各种报告，大大拓展了知识面，帮助我迅速向系统科学的前沿靠拢。没有这个机会，我不可能写出那几本有关系统科学的著述来。

更令我高兴的是有机会直接接触自己的学术偶像钱学森。钱翁渊博的知识，敏捷的思路，严密的逻辑，锋利的言词，毫不不讲情面的评论，在我心中引起的震撼远不是以前听过的那两次报告可比的。例如，许多报告人是他请来的，有的是他的学生，有的与他没有师生关系，但钱翁在总结发言时往往会讲：“你的报告评教授可以，争奖项也可以，对于解决实际问题没用！”年近八十的他尚且如此严格，青年、壮年时期如何是可以想象的。后来翻阅张纯如《中国飞弹之父——钱学森之谜》一书，看到她对钱学森在美国时期如何令学生敬畏的描述，我相信是真实的。对于真正想搞科研的人来说，投于这样的严师门下其实是幸运的。不时会遭到严师训斥，让你下不来台，代价自然“不菲”。但如有这样的机会，我还是愿意的。

系统学讨论班给予我的不止这些表层的东西。受毛泽东的影响，我读书、听讲座喜欢琢磨人家的立场、观点、方法。用陆机的语言讲，就是要“得其用心。”我在系统学讨论班上对钱翁就是这样，一直试图“得其用心”，总是有意识地寻找那些字面后面的东西，探寻他做学问的立场、观点、方法。虽然很难用语言表述我得到他的哪些“用心”，但自认为有收获，终身受用。

讨论班一件有趣的事我想借此公诸于众。钱翁对我这个年龄段的人异常严厉，但对更年轻一代却是另一回事。八十年代末的一次会上，朱照宣带来北大数学系三年级本科生吴明。钱翁总结发言后，吴明发了个言。我们这些人发言总是称乎钱先生或钱老，小伙子却直呼其名，说了一通，多半是批评，我的印象似乎并未讲到点子上。在座的人都有点担心，不知钱翁如何反应。老先生却表现出少见的和颜悦色，并加以鼓励。中国有“隔代亲”之说，爷爷对儿子严厉，对孙子慈祥。看来，学术上也存在隔代亲。

我对系统学讨论班也有不满意之处，就是缺少真正的思想交锋。究其原因，应该是中国学术文化的大环境使然，学术讨论会没有浓厚的学术争鸣氛围。学术讨论不同于评价干部，后者要求全面公正，既讲优点，也讲缺点。学术会议则不然，既然来听讲，就是对讲演者的信任，何必把极少的时间用来“充分肯定”报告人讲的如何如何好？听者应该抓住主题，直指要害，提出质疑；讲者应有雅量，直面挑战，不要回避自己的缺失。与会者中，我与北大冯国瑞是比较爱提问题、爱争论的，但往往引起别人讨厌，你刚刚张嘴，就可能响起这样的声音：“别说了，听钱老讲！”的确，与会者都喜欢听钱老讲，我也一样。所以我认为，系统学讨论班这种缺点或许与钱翁有一定关系。

三

我出生于太行山的深山沟里，又是一家独居于离开村庄的放神坡，少年时代的我主要以野山沟的小动物、花草、树木为玩伴，性格孤僻，与人的沟通能力极差，对今人盛赞的攻关技巧一窍不通。我从小不敢接触生人，尤其怕面对年轻女性和名人。在系统学讨论班上，偶尔碰上钱翁那双逼视人的眼睛，特别令我胆怯，从来不敢跟他对视。每次会议休息时，我还在犹豫要不要找钱翁谈谈，他已经被人群包围了，孙凯飞、魏宏森是常客。七、八年期间，我与钱翁直接说上话、留下印象的大约有四次。

苗东升在放神坡

第一次是为人大同事沙莲香办事。沙教授是社会学家，与钱翁有学术联系，曾应邀在系统学讨论班上做过报告。一次她从日本访问回来，要我给钱翁代送礼物。我告诉她钱翁严禁做这类事，我不敢。她一磨再磨，我只得答应试试看。我知道讨论班休息时不可能有机会，便在开会前送给钱翁。他把礼物疾速推到我面前，两道眼光严厉地盯着我，厉声说：“你不知道我不收礼物吗？拿回去！”至今想来仍心生敬意。

拙著《模糊学导引》（内有一章讨论模糊思维）于1987年出版后，我在讨论班开会时当面送给钱翁一本，他没有吭声。1988年，我从山西出版发行的杂志《思维科学》上读到钱翁的一篇文章，其中有这样一段话：“我也说带讽刺的话，有人提出模糊思维，我说那是思维的模糊，你糊涂到底，那叫什么思维，思维最后是要清晰才行嘛！”这无疑是对《模糊学导引》及其作者的评价。我估计他没有细看我的论述，也不了解扎德关于模糊思维的原始表述，发表了一点望文生义的议论。我后来曾著文提出自己的反批评意见，但当时并未深思钱翁这篇文章的言外之意。长期以来，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追求精确性，没有精确化的描述被视为非科学的描述。因此，对于客观存在的模糊性，传统做法总是设法用一刀切的方式精确化，扎德称之为“精确性崇拜”。他提倡的模糊思维意在克服精确性崇拜，强调把模糊性当做模糊性对待，即按照模糊事物的本来面目去把握模糊事物，达到思维的清晰化。札德把这种思维方式称为模糊思维。所以，模糊思维并非要把思维搞得模模糊糊，我似乎明白了钱翁批评的深意。

1990年，我花了整整5年时间写成的《系统科学原理》出版，又送给钱翁一本。他一边翻着书，一边问了一句：“这是你写的？”眼光温和，但流露出一丝疑问。我本来抱着得到他批评指教的强烈期望，以便把系统科学的研究推向深入，但始终未能如愿。那个年代，报刊上不时发表钱翁给各界学者的信，他当时正在主攻系统学，我关于系统科学50多万字的书（不少章节都有讨论系统学的内容）就不值得他评论几句吗？心里很是纳闷。后来听朱照宣和于景元宣讲，钱翁针对拙著给系统学小讨论班诸君写了一封信。几经努力，我得到一份复印件。信是这样写的：

王寿云同志：此书请阅。朱、于、郑、姜的书要补此书之不足。

钱学森1991.2.20

我颇为失望。但朱、于二位安慰我说，钱翁如此写，在他来说就是肯定性评价，不容易，不要灰心。他们的好意让我的心平和了不少，但总在想钱翁说的“不足”是什么？我送书就是为了得到批评指正，应该告知我呀。难道“补此书之不足”已经不是我应该干的事？我突然联想到当时的一部电影，讲的是杨露禅到陈家沟偷学太极拳，莫非钱翁认为这样的书本不应该由我写？怎么也想不通。

1993年，我和硕士生刘华杰合写的《浑沌学纵横论》一书出版，又送给钱翁一本。不久收到他的回信，也是钱翁给我唯一的一封信。信是这样写的：

苗东升教授：

今收到您和刘华杰同志合著的《浑沌学纵横论》，我十分感谢！只有一个小问题：据朱照宣教授告，在我国科学名词中，已决定用“混沌”，您不用此二字有理由吗？请教。

此致

敬礼

钱学森1993.12.3

《浑沌学纵横论》一书付印后，我着手写《系统科学辩证法》一书，它无疑属于钱翁期望建立的系统论。我想，钱翁一再呼吁哲学界为建立系统论提供帮助，如果关于系统科学的书不宜由我写，那么，写《系统科学辩证法》当无问题。我准备了一个详细提纲交给钱翁，当面说明我希望得到他的指导。他收下了，但什么也没说。一个月后复会时，我鼓足勇气问他的意见，钱翁的回答是：“你就按自己的思路写吧，不必管我的看法。”这真使我尴尬，失望的心情折磨了我好长一段时间。

这件事使我产生一个顿悟：钱翁在《思维科学》杂志上所写的“思维糊涂，糊涂到底”八个字，原来就是他对我的学术评语。但我深信毛泽东有关两分法的教导，凡事喜欢来它个一分为二。用来分析自己当时的窘况，也渐渐地想通了。不能得到钱翁的直接指导虽为憾事，却也无可改变。不过，有了他已出版的著述，只要认真研读，还是可以“得其用心”的，就是自己动手从他的著述中挖掘出指导思想，学习他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进一步想，我是有话憋不住的人，得到权威的直接提携，必有报恩思想，学术上与他们的不同观点就可能回避不讲；没有得到权威的直接提携，就不会以报恩的思想约束自己，可以更客观地研读权威们的著作，分析他们的思想，提出自己的看法。我决心这样对待钱翁，对待一切权威。

四

如果说我在九十年代以前主要是把钱学森看作科学家，那么，九十年代以后就意识到他也是中华民族的民族英雄。受家母影响，加上长期接受的革命教育，我的头脑中有较浓厚的英雄崇拜。但在很长吮期内我的认识有很大片面性，就是只在革命战场上和地下斗争中寻觅英雄。国家对两弹元勋的确认使我意识到，20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队伍中同样出现了一批又一批伟大的民族英雄。

在中国历史上，真正优秀的知识分子都是以位卑不敢忘忧国来律己的。在全球化发展到今天，知识分子不仅要做到位卑不敢忘忧国，而且要做到位卑不敢忘忧世界、忧人类，要想大事，看远景，以人类的胸怀思考问题。钱翁当然不是位卑者，但他确实做到了忧国家、忧世界、忧人类，这种精神却是像笔者这样的位卑者应该学习也能够学到的。

2001年适逢钱翁九十华诞，北京大学现代科学与哲学研究中心组织了一次题为《钱学森与现代科学技术》的学术研讨会。从提出动议到具体筹划，再到论文集统稿，我全程参与其间，尽了自己的一份力。这次活动使我对钱学森的认识上了一个新台阶，集中到一点，就是认识到钱学森正是他所说的大成智慧者，一个仍然健在的当代大成智慧者。我想，应该从这样一个高度来理解和研究钱学森。

令人高兴的是，进入新世纪后，钱学森的有关著述、讲话、书信等陆续公布了不少，我都尽力收集，细心研读。从上世纪末起，我陆续发表了一些研究钱学森的文章。2007年，十卷本钱学森书信集出版后，我立即买了一套，至今已通读三遍，澄清了多年来的不少疑问，初步理清了他最后30年中学术思想演进的脉络。受老朋友赵少奎的鼓动，2008年我参与了策划组织关于研究钱学森科学技术思想的香山会议，进而又发展为整理一套《钱学森科学技术思想研究丛书》。从此，研究钱学森成为我学术活动的主题，估计要干到年满八十。我意识到，研究钱学森实质是钱学森以另一种方式继续影响自己，而且是这种影响的深化、醇化、系统化。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间。”研究钱学森尤其是一项严肃的工作，必须做到不唯上、不唯书、不媚俗，只能唯求真、求精、求新是从。而要做到这三不、三求，孤微子“既孤且微”的窘境就有了一点积极意义。有道是：倚孤求真真似铁，以微生有有如森。

文章摘自苗东升先生纪念钱学森先生一百诞辰所著“钱学森对我的影响”

▲ 苗东升先生自传书籍《一蓑烟雨任平生》

作者题注:本书记录作者人生的主要经历，抒发其人生体悟。作为中华民族的一员，作者行走在新中国孕育、诞生、成长过程中，呈现出非线性动态系统的典型特征，有助于以领会系统思维的要义。作为知识分子，作者可谓中国传统文人的现代翻版，书生意义，引人思忖。培育了作者的放神坡，其历史反映中华民族在20世纪上半叶的苦难、奋斗和走向光明的历程，形成放神坡精神，独具韵味。作为人生经验教训总结，本书宣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年轻学人开拓人生之旅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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