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国盛■江晓原：科技哲学VS科学史

——从相互漠视到相互亲近

关于《北大科技哲学丛书》的对谈

□吴国盛 ■江晓原

原载2003年4月25日《中国图书商报》

丛书的起因：学科“再建制”的需要

□　在以科学为研究对象的学科群中，科学史与科学哲学在20世纪发育得最为完善，产生了最成熟的学科范式。近几十年，科学的社会研究成为另一个热闹非凡的领域，但尚未产生足以与科学史和科学哲学相匹敌的经典文献和经典作家。这是一个基本的估计。

在我国，对科学的元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学科，一是作为理学一级学科的科学技术史，另一是作为哲学二级学科的科学技术哲学（从前叫自然辩证法）。科学技术哲学由于托身于哲学门下，而且是理工农医研究生的政治必修课程，所以在高等院校有广泛的基础，而科学史未在高校扎根，相形之下显得势单力薄一些。

这两个学科在目前的中国都面临着危机，都要求一个“再建制化”的过程。对科学史而言，这个再建制过程可能主要体现在“外部”方面，即需要在目前的学术体制中找到自己的一席之地，比如在高校生根。而对科学技术哲学而言，这个再建制化则主要体现在“内部”，即需要对自己的学科范式进行重整。

■　也许你太悲观了一点，至少在措词上是如此。关于科学史和科学技术哲学，这两个学科的“再建制化”，情况稍有不同。1999年上海交通大学建立了中国第一个科学史系，随后又有中国科技大学等两家高校建立了科学史系。“在高校生根”这一点应该说已经有了良好的开端。希望北大的科学史系也能够早日建立，那样形势就更好了。

而另一方面，科学技术史这个学科，多年来由于有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这个“国家队”的存在，为这一学科提供了相对比较高、比较严格的学科范式。而从前的自然辩证法学科则有“自然辩证法是个筐，什么都可以往里装”这样的谚语，从生命伦理到股票走势，从环境保护到量子哲学，……它的研究范围几乎是无限的。这对该学科的生存固然有好处，但同时也就使得严格的学科规范很难建立。 

□　《北大科技哲学丛书》就是为着重整“科学技术哲学”的学科范式这个目的而诞生的。正如我在丛书的序言里提到的，科技哲学由于涉及的范围太广，使得自己长期处于失范状态。重整范式的第一步是要明确自己的学术路线和专业方向。我的看法是这个学科事实上已经大体分成了两块。第一块是传统意义上的自然哲学、科学哲学、技术哲学、各门科学的哲学问题，偏重理论，偏重哲学；第二块是新兴的科学技术的社会研究，科技政策，科研管理，科学传播，偏重现实，偏重社会学、传播学、管理学。

《北大科技哲学丛书》就是为明确传统的“哲学路线”而编创的。

即使这个所谓的“哲学路线”，其研究分支和领域也是十分广阔的，课题也是多样化的。学生如何才能走在这样的“学术路线”上？为了走上这个“进路”，需要什么样的基本训练？这套丛书就是想提供这样的基本文献，使愿意在这个“进路”上奋进的学生，有一些依据。

■　从科学史专业的角度出发，我也觉得这套书非常有用。我一贯主张学科学史的研究生一定要学习科学哲学，多年来我对我的研究生也一直是这样做的。当然我的动机和你的并不完全一致。但这些经典作品，学科学史的研究生如果认真研读，哪怕只是研读其中的一两种，也将是大有裨益的。

□　多少年来，我感觉科学思想史、自然哲学、科学哲学、技术哲学四个分支学科应该构成这条“哲学路线”的核心和基础学科，这些分支学科的基本文献和经典著作应该成为学生的必读书。打下了这些基础，愿意研究各门自然科学的哲学问题的学生，也会有一个较高的哲学视角和较宽广的知识背景。

科学思想史：一个不为中国学界所熟悉的编史纲领

□　你可以看出来，第一辑推出的5本中，差不多都是属于西方科学思想史学派的作品，这些作品我们过去介绍得很少，以至于人们谈科学思想史的多，知道“科学思想史”是怎么一回事的少。这里的原因有很多。我认为首要一个原因是，中国科学史界的主流即研究中国古代科学史的学者们，似乎根本不在乎西方科学史同行的工作。这件事情本来应该是你们科学史界的事情，你们总应该了解一下西方的科学史家都有哪些成就，哪些值得借鉴之处。

■　这种情况我感触太深了。因为自己开始时就是属于“研究中国古代科学史”的阵营中的。很多人认为，我们中国人做科学史，如果研究外国的事情，如何比得上外国人？只有研究我们自己古代的玩意，才能在外国人面前“站得住”。这种想法不是没有一点道理，但即使只想以研究中国古代的玩意来立身，至少也应该了解西方的科学史研究成果，以便构成必要的背景知识。

但这时另一个问题就出来了。因为很多人将科学史研究视为“爱国主义教育”的一个工具，而他们心目中的“爱国主义教育”，又竟是即便建立在虚假的基础之上也在所不惜的。因此任何西方的成就，都是不愿意谈到的。或者是“非礼勿视”，或者是视而不见以保证“非礼勿言”。久而久之，许多研究者对西方科学史同行的工作十分隔膜，结果研究自己祖先的玩意时，也经常弄出夜郎自大的结论来。

□　话说回来，西方的科学思想史学派的纲领，的确跟中国科学史关系不大。过去一百年来，西方科学史界大体出现过三种编史纲领：实证主义、科学思想史、科学社会史，每一种编史纲领的背后都潜伏着一套对“科学”的理解，也就是说，都有一套科学哲学在支撑着。

我的看法是，“中国科学史”这个学科在创建的时候，秉承的就是一套实证主义科学哲学和编史方法论，因为只有实证主义才能提供一种普遍主义、进步主义的科学观，而正是这个科学观支持了“中国有科学”、“中国的科学能够纳入人类的科学发展史之中”等观念，才使得“中国科学史”作为一个学科成为可能，赋予这个学科以合法性。

80年代以后，少数科学史家尝试从新的视角来看待中国科学史，比如你的《天学真原》，试图开创新的编史纲领。我一直高度评价这一成果，认为它是社会史纲领在中国科学史领域的成功范例。事实上，你的编史纲领还不严格是西方的社会史，我觉得名之以“科学文化史”更为合适。但是正如你已经意识到的，你的“文化史纲领”对传统的“实证主义编史纲领”提出了挑战，比如，重新挑起了或至少助长了对“中国古代有无科学”的再讨论。

■　当然，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三种研究纲领难免有相互渗透的情况。比如，实证主义的研究纲领，恐怕任何时候也不可能被彻底放弃。难道对于“中国科学史”这一研究领域，在某种程度上实施“科学思想史”研究纲领，没有可能吗？

□　尽管可以在中国科学史研究中引进或创造新的编史方法，但无论如何，在中国科学史中运用“科学思想史”方法似乎不太可能，这是由“科学”这个词的严格规定性带来的。西方的科学形上的因素与形下的因素结合在一起，才有科学思想的“历史”一说。中国形上的东西与形下的东西都有，但没有结合在一起以形成“科学”。对中国“科学”史使用“科学思想史”方法基本上没有可能。当然这里要区分作为编史方法和编史纲领的“科学思想史”和作为历史内容的“科学思想史”，后者总是可能的。最近席泽宗先生主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科学思想卷》出版，我觉得就是作为历史内容的“科学思想史”。

■　你刚才说，了解西方科学史同行的工作“本来应该是你们科学史界的事情”，这我当然同意，我们应该为此努力。比如最近我和两位同事合作翻译了《剑桥插图天文学史》，也算是在这方面略尽绵薄的表现。在这方面其他同行也做过工作。但是——听起来象是我们在相互推卸责任——科学哲学界不是也应该关心科学史的研究吗？

□　这正是科学思想史纲领不为中国学界熟悉的第二个原因，即中国科学哲学界不注重自己的科学史基础训练。本来科学哲学家应该天然地关注西方的这一部分科学史工作，因为它们可以为科学哲学的立论提供强有力的支持。我们都知道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理论其实来自他对“哥白尼革命”的案例研究，费耶阿本德的多元主义方法论来自他对伽利略的案例研究。我以为，中国的科学哲学界至今没有摆脱翻译、引介命运的主要原因，就是没有自己的科学思想史案例研究。

■　国内也有人做你所说的“作为历史内容的科学思想史”，但是确实未能进入“作为编史方法和编史纲领的科学思想史”。有一位中国科学史界的前辈，曾取笑国内一些同行的科学思想史工作是“靠序言做科学思想史”——意思是说，那些人仅仅读一下某人著作的序言，就写一篇“某某（人或书）科学思想初探”之类的文章，也就算是科学思想史的研究了。难怪科学史界流传着一段极为刻薄的名言：“搞不了科学的去搞科学史，搞不了科学史的去搞科学思想史”，自尊心脆弱的同行闻之，无不痛心疾首。

□　在已经过去的20世纪半后叶里，西方科学史界产生的经典作品大部分属于科学思想史学派。近十年来，国内学者越来越多的了解这些人的工作。我在94年编了一本《科学思想史指南》，这几年翻译出版了一些这方面的名作。比如由刘兵教授主持的《三思文库·科学史经典系列》99年推出了科恩的《牛顿革命》、吉利思俾的《〈创世纪〉与地质学》、鲍勒的《进化思想史》，02年推出了诺夫乔伊的《存在巨链》、柯依列（即柯瓦雷）的《伽利略研究》，由任定成教授主持的《剑桥科学史丛书》共11本，其中多数属于思想史。目前这个领域的翻译引介工作尚处在早期，许多书名、人名、专业术语都没有统一，但总的趋势不错。

■　你那本《科学思想史指南》，对于中国的科学史界和科学哲学界来说，都是一本非常有用的好书，我经常推荐给研究生研读。但是二十年前我读研究生的时代，科学史界有些同行，极力要和科学技术哲学划清界限，强调“我们和他们根本不是一回事”，还有将科学技术哲学贬称为“自然变戏法”的。科学技术哲学界看不起科学史的当然也大有人在，比如认为中国科学史研究不过“翻翻古书而已，其实不懂科学”，或者认为中国科学史研究只不过是乾嘉考据学派的余绪而已。

希望今后我们的科学史界和科学哲学界能够更加亲近，我们系的全名是“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系”，除了“与国际接轨”之外，也是因为对于上述亲近有厚望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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