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经》的“易”包含了三个层面的意义，分别是变易、不易、简易。

变易即是指世上一切人、事、物，无不时时刻刻在变化之中；不易则是说在这些瞬息万变中，自有一永恒不变的“道”蕴含其中，就像苏轼在《赤壁赋》里所说的：“客亦知夫水与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

简易，则是指《易经》用几个极简单、极空灵的符号，来代表天地间种种复杂的情形，这就是“执简御繁”；这种执简御繁的能力，可以说是中国哲学的原型，也是整体中国文化据以发展的基础。

虽然占卜这样的行为似乎迷信，但它不是像商王武丁一样，牙痛了就以为是过世的父亲或叔叔降祸给他，先占卜决定是谁，再占卜决定用什么牺牲来祭祀他；相反地，《易经》把握了宇宙人生运行的规则，根据实际情况而非鬼神，从人生复杂的环境、自身隐微的天性上，找出一条恰当合宜的路，指示人如何趋吉避凶，比如在最先阶段或最下地位时，表示机缘尚未成熟，时势未成，态度应该谨慎、渐进；若在最后阶段或最高地位，则机运已经过去了、时势将变，态度就应该转为警戒、退守；只有在正中的地位和时间，才适合积极进取；这些努力，最终都是要帮助人在宇宙时空中安置“身心”、在生命中安置“今天”，这就是“道”。

北京清华大学的校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便是源自《易经》。

乾卦卦辞里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坤卦卦辞则说“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春夏秋冬四时有序地运行，过去没有改变过，我们可以预知明年也是春天先来，随之以夏、秋、冬；今天、昨天、前天、大前天……太阳都是从东边升起，我们也可以确定明天、后天、大后天的太阳也会从东边升起，这就是《易经》所总结出的“道”；同样地，君子应该要效法天的恒常不息，不因环境、时局的变化而改变自己的志向与操守；而大地广阔包容，不会因为人的踩踏或忽略而改变自己的初衷，君子德行也应如大地般厚实，以虚怀若谷的低姿态来成就世间一切人、事、物；“谦卦”的卦象是山在地底下，意思就是指把高耸的棱角藏在平坦的土壤中，象征谦虚之德，因而在六十四卦中，只有谦卦是六爻皆吉。

这就是中国古人认识自然的方式，且永远将这些认识拿来作为指导人生处世的原理、原则。

《易经》里也揭示了中国最早的科学哲学，即“因果”思想。《易经·坤卦·文言》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

臣弒其君，子弒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矣，由辨之不早辨也。《易》曰：‘履霜坚冰至，盖言顺也。’”一切事情会演变到弒父、弒君，都不会是忽然之间一个念头造成的，而是由错误的行为、思想日积月累，这就是“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只是在这些思想、行为开始萌芽时，没有人可以看出来罢了。我们踏到秋霜，便可以预期冬天将至、水要凝结成冰了；那么看到一个人眼下的偏差言行，又何尝不能预知他未来将造成的祸患？

孔子作《春秋》，他的想法便是要将政治、历史的法则勾勒出来，让后人清楚地看到天道在人世间的运作；解释《春秋》的《左传》里，便记载了许多预言故事，这些预言其实并非迷信，而是信有可征、考虑人的个性、当下处境，并依循天道运作法则推演出的结果。

春秋五霸中的齐桓公，因为重用管仲而得以九合诸侯、一匡天下，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但显赫一时的齐桓公却晚景凄凉，死亡六十七天才有人收尸，尸虫多到爬出他屋外；然而，这样的悲剧原本却是可以避免的。

管仲过世前，桓公曾去请教接下来应该任谁为相，管仲请他务必远离易牙和竖刀，而他们正是桓公属意的人选，因为易牙杀了自己的孩子来给桓公一尝人肉的味道；竖刀一刀阉了自己来当桓公的仆人，难道他们不够忠心吗？管仲说：“人之常情没有不爱自己孩子的，连自己的孩子都忍心杀掉，对君王又能有什么爱敬可言？”“人没有不珍惜自己身体的，连自己的身体都忍心糟践，对君王又岂会珍惜？”

桓公答应了，管仲便将他们一一放逐；但管仲过世三年，桓公也闷闷不乐了三年，便又将两人找回来，来年桓公生病了，易牙、竖刀在宫里作乱，闭塞了宫门、筑起高墙，让人无法通行；有女仆翻过墙来看桓公，桓公向她要饮食，她什么都拿不出来，最后桓公病饿而死。

大至国家、小至个人，一切人、事的盛衰兴亡，都不是偶然的命运，而是有迹可寻、依循道的运行，有其必然的因果，这就是《易经》将不可预知的宗教之事，转化为伦理的法则，也就是“宗教伦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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