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常，人们并没有注意区分一个词汇——那就是“职业科学工作者”与“专业科学工作者”之分。专业科学工作者一般是强调某人所从事的专业，比如数学、物理等，或者分析、代数和量子力学等；职业科学工作者讲的是某人以科学作为职业来工作和生活，比如，在教学单位、科研单位和政府里从事科学工作的人，他们都是职业科学工作者。

“科学界”一词是人们对从事科学研究领域的人员的概括性用语。对这一领域的人们可以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加以分类，比如从专业、年龄、男女、地域等等角度出发进行分类。分类无不为概括相同的质而进行，而选择相同的质又无不为分类者的目的服务。职业科学工作者与非职业科学工作者的分类的发生，往往是即将发生科学革命这样的特定历史时期的征兆，这里决不是说平常就用不上这样的分类，而是说当这样的分类成为科学界的焦点时，科学革命至少已在启动之中了。

所谓职业科学工作者与非职业科学工作者，用现在时髦的话说就是“官科”与“民科”。官科是把科学作为职业来换取利益的。如果既不得钱和权，也不得名，那么，他们肯定不干。相反，若是可以得钱和权，或者是名，即使糟蹋科学，他们中也会有不少人在所不惜，而影响得钱、权和名的事，即使再有利于科学进步，他们也不会愿意干。民科不一样，他们要么出于兴趣，要么出于为人类服务的追求，再要么两者兼有，因此，他们不仅忠于科学，而且富于牺牲精神，当然，什么事都不可以绝对化，民科中也有荒唐的人。这样说来，好像民科比官科优点多，其实，什么事物都一样，优点的背面是缺点，缺点的背面是优点。一般说来，民科往往在学历、资历等规范要求方面弱于官科。

在人类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以前，几乎是无领域不肮脏的，可是人类需要“净土”，无奈之下，人们便自觉不自觉地把“净土”产生的希望寄予科学界。其实，科学界也不是净土，甚至从来就不是净土，尤其是官科界。因为，在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以前，职业科学界的存在是以经济条件为前提的，经济在推动科学进步的同时不可能不扭曲科学事业，又何况即使是到了社会主义社会这种状况也未必可以根绝。正是由于这些原因，科学界也如官场和商场一样，并不唯真、善、美是从，尤其不唯其中的真理是从，而是十之八九却唯钱、权、名是从。这种情况在社会科学界比自然科学界还甚。在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无论怎样真、善、美的事物，只要他不能与权和钱挂起钩来，都难以存在；无论怎样的假、恶、丑的事物，只要与权和钱挂起钩来，即便不能畅行其事，也会屡禁不绝。科学也不例外。民间科学属于难以存在的，因为它与权和官方出的钱没挂钩。它之所以还是存在了，那是因为它为兴趣和高尚的追求所驱动，而且，还有最根本的一条——与自己腰包里的钱挂上了钩。

科学的革命无不是范式的革命，常规→危机→革命→新常规是它的周期形式。“常规科学研究时期是范式稳固化和科学集团化、社会化的过程。常规科学的任务是解决理论中的疑点，顶住或者消解反常现象对理论的干扰或否证……直至常规科学应付不了……新范式取代老范式的过程就是科学革命。”

在职业科学工作者那里，“解决理论中的疑点，顶住或者消解反常现象对理论的干扰或否证”等工作与赚钱和升职是一致的，而打碎现有范式和建立新范式不然，则往往与赚钱和升职对立，除非这位叛逆者可以一举打碎旧范式并一举建立起新范式。事实上，谁都知道这种尝试是九死一生的，正是这样的缘故，职业科学工作者在大势已去之前往往都是反科学革命的。而在非职业科学工作者，即在民科那里则不然，他们就是要发展科学，坚持真理，而且，往往毫无顾忌地向失去存在历史必然性的旧范式宣战。

在民科（有时是职业科学工作者中地位最低贱的人）的挑战面前，职业科学工作者在稳操胜券时，要么彬彬有礼地驳得民科体无完肤；要么在批驳民科的同时加上身份侮辱，诸如“民科”、“精神病”、“蚍蜉撼树”等，甚至可能的相貌中的缺陷也成为攻击对象。在职业科学工作者理屈词穷、无言以对时，那就只有身份侮辱。历史上的李时珍（1518—1693）、布鲁诺（G.Bruno,1548—1600）、阿贝尔（N.Abel,1802—1829），乃至爱因斯坦（A.Einstein,1879—1955）和陆家羲（1935—1983，生前为内蒙古包头市第九中学物理教师，他的数学成就超过中科院的所有数学院士，但长期受院士们打压，直到外国人认可），哪个没被骂作“民科”或“土郎中”？李时珍、布鲁诺、阿贝尔和陆家羲不仅身份不高，而且大都很穷，这一点大家都熟知，爱因斯坦在推翻牛顿范式之前也不是什么教授或研究员，他只是瑞士某专利局的普通职员，与物理科学没多少关系。

陆家羲

1989年，陆家羲的“关于不相交的斯坦纳三元系大集”的研究获得我国自然科学界的最高荣誉——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

民科是高尚的！至少不是名利之徒，当然，有的民科化作官科后就变味要另当别论。说到这里，要解释一下：我从来没主动往高尚的民科队伍里钻，我是被推进来的。还有，改革开放以后拿学历的人，尤其类似“张不归”、“李不归”，乃至什么“司马顺湘”、“西门顺湘”的一类人士，我感兴趣与你们搞学历竞赛的时候，哪个不是手下败将？在我失去学历竞赛兴趣并给美国人、欧洲人当老师的时候，你们竟然与我比起欧美留学学历来了，还有点起码的廉耻吗？

书归正传，不知是否可以确立这样一个参考判据？职业科学工作者除了大骂非职业科学工作者“民科”而不能在科学上对决的时代，恰是科学革命发生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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