饶毅，知名科学家，曾任教于美国华盛顿大学与西北大学，2007年回国。原北京大学生命科学院长、现任首都医科大学校长

 “中国古代科学先进”的说法，并不符合历史实情

问：您有一个观点，相比科学，中国古代的技术稍好些，但总体上也是落后于西方的。但在生活中，人们常常将科学和技术视为一体。

饶毅：科学是人类探索、研究、感悟宇宙万物变化规律的知识体系的总称，是对真理的追求、对自然的好奇。而技术是人类在长期利用和改造自然的过程中，积累起来的知识、经验、技巧和手段，是人类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方法、技能和手段的总和。

科学和技术，两者虽密切联系，却区别甚大。科学主要解决理论问题，技术主要解决实际问题。科学主要是和未知的领域打交道，其进展，尤其是重大的突破，是难以预料的；技术一般是在理论相对成熟的情况下工作，可以做规划。

问：您的“落后说”，显然与“中国古代科学先进，明清才衰弱”的“主流”说法背道而驰。

饶毅：文化和科学史显示，中国古代在军事谋略、诗词歌赋等方面都很有创造性，也有包括四大发明在内的一些原创技术，但对自然现象及其规律的关注，在广度和深度上都远远落后于古希腊起源的西方科学。

所谓“中国古代科学先进，明清才衰弱”的说法，最初由英国学者李约瑟广为传播，一些国人出于良好的愿望，把它引进国内，但它并不符合历史实情。技术的先进和科学的先进是两回事。

比如，2000多年前，古希腊数学家欧几里得就写了《几何原本》，这样严密的系统科学在200年前的中国也还不存在。《几何原本》的译者之一徐光启，在比较了中国古代数学经典《九章算术》和《几何原本》之后指出：“其法略同，其义全阙，学者不能识其由。”意思是，我们的运算方法与《几何原本》略同，但完全没有《几何原本》所阐述的那些原理，让学习的人只会这么算，却不晓得为什么要这么算。

重温我们的科学史，就是为了让今天的人们不再沉醉于虚构的辉煌中。如果说以前我们是把“李约瑟假说”当成一种自我鼓励，那么，到了今天还这样认为的话，就是自我麻痹了。

在中国古代，诗作得好，可以收获很多粉丝，而鲜有为科学家树碑立传的

问：与其讨论中国古代为什么没有萌生科学，是不是不如讨论中国科学传统的缺乏给今天带来的影响更有意义。

饶毅：是的。缺乏科学传统，缺乏科学精神，是我们文化中的一个重大缺陷。

科学精神是人们在长期的科学实践活动中形成的共同信念、价值标准和行为规范，是贯穿于科学活动中的基本的精神状态和思维方式。

我这么说，听起来比较抽象，但实际上，科学精神包含了很多内容，这些内容都是很具体的。比如，尊重事实。刚刚提到的“李约瑟假说”，很动听，但不是事实，我们就不能听。再如，双方争论，彼此应该认真听取、努力理解对方的观点，看看其中是否有合理的部分。这是科学精神应有的理性和包容。当然，包容不是良莠不分，不是一团和气，而是通过理性的讨论和深究，逼近真理。

科学精神不足背后的原因

问：您如何透视我们科学精神不足背后的原因?

饶毅：与我们的好奇心不足有关。中国人不喜欢探求人与自然的关系，而喜欢探求人与人的关系。

英国早期有一批像牛顿这样的科学家，就是在好奇心的驱动下做研究。力学定律、光学原理都不能直接生产出产品，也不能让科学家获得经济上的回报，但这样的科学有很强的“后发力”，日后帮助英国强大了起来。

科学对美国在20世纪成为世界第一强国也至关重要；瑞士是个人口不到800万的小国，却有21人获得了诺贝尔奖。这些国家都在科学领域进行重要的前沿性研究，而不仅仅是发展实用技术。

问：纯粹而不功利的好奇心，最后足以演变成为一种发展的巨大力量。

饶毅：好奇心的缺乏，可能直接导致一个民族的创新能力不强。假如我们对世界不好奇，不从事超前的、根本性的科学研究，那么，我们可能总是落在为别人生产的层次上，这样发展起来的经济实力，即使耀眼，也只能获得有限的尊重。

科学有时是一条寂寞之路，特别在初期很难为一般人所理解。在中国古代，诗作得好，可以收获很多粉丝，而鲜有为科学家树碑立传的。可以说，这种观念上的褊狭或多或少还在今天留有痕迹。

应该让院士的头衔回归到一种荣誉的表彰，而且仅是表彰一个阶段的原创性工作

问：如何在中国的文化土壤中培植起民族的科学精神，让发生于过去的缺席，不再成为未来的缺憾?

饶毅：你说到文化的土壤，这个很对。我们遇到问题，常常抱怨体制和机制，却对文化上的根源挖掘不深。

我们的问题就在于，科学精神不仅没有在文化上深入人心，而且，恰恰是我们传统文化中的一些陋习，限制了科学精神的培植与滋长。比如，在科学界，迄今未能解决创新需要冒尖的文化与我国传统中庸文化的冲突；在科学界以外，不科学的东西很容易流行，反科学的东西不时会冒出来。

问：具体表现为什么?

饶毅：首当其冲的就是科学的评价体系。上世纪后半叶，评价科技作品还是以大家坐下来讨论的方式进行的，大家尽力做出一个客观公正的评价。但由于当下人与人之间互信度不够，以及腐败对中国科学界某种程度上的侵袭，我们的评价体系不得不越来越多地采用量化指标。一个个指标列下来，评审员要做的事就是数数、统计。数数总不会数错吧?这样的评审，看上去客观，实际是不负责，此外还导致了用处不大、质量不高的论文的泛滥。

举个例子说，现在自然科学基金会甚至规定评委之间不可以交流、讨论。因为评审机构发现，以前设立的讨论环节竟成了某些人拉选票、搞串联的契机。

问：量化的指标与硬性的规定似乎并没有奏效，相反，人们对科学评价体系越来越心生疑窦。比如院士制度，就曾一度让很多人质疑。

饶毅：其中很关键的一点是，院士制度不能从荣誉制度异化成利益制度。如果当上院士，就有特别的待遇，掌握评审项目和分配科研经费的权力，就会导致有些人削尖了脑袋想当院士。

还有一点我总觉得比较可笑，那就是开会院士坐主席台。其实在很多国家，院士该排队还得排队，学术会议上根本就不设主席台，无论多大牌的科学家，都规规矩矩坐在台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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