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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国盛 | 学术独立,思想自由

作者:吴国盛发布日期:2020-05-18浏览次数: 来源:科学的历程

吴国盛 | 学术独立,思想自由 

▲吴国盛

  

科学精神的形成、发展与演变

科学是一个来自西方的东西,我们中国人实际上不很了解。

近代中国对西方科学的理解,受两个主要因素的影响:一个是中国传统的实用理性,经世致用的思维方式,中国人只能按照自己熟悉的方式来理解外来事物;另一个是西方人借以敲开中国大门的坚船利炮,也就是带来蛮力的那些高技术,给当时的中国人很深的印象。两个因素加起来,使得大部分中国人心目中的“科学”,往往等同于“科技”,而“科技”往往等同于“技术”。所谓“技术”,只是解决问题的手段,它代表着有效性。中国人讲科学的时候,心里想着的是这种“有效性”。“科学救国”、“科教兴国”,都是在呼唤这种“有效性”。这里没有“精神”什么事儿。

吴国盛 | 学术独立,思想自由 

只有少数有识之士意识到科学的精神层面。比如竺可桢先生。他在1941年发表的“科学之方法与精神”一文中指出,要区别“科学方法”和“科学精神”。他认为,科学精神就是追求真理的精神。要求真,要讲是非,为此不计成败利钝,这才是科学精神。国人通常对“科学方法”较感兴趣,因为它关乎“有效性”,所以趋之若鹜。但对“只问是非、不计利害”的科学精神却很有点叶公好龙、敬而远之,这与我们的文化传统有关。

中国文化是一种血缘文化、亲情文化,信奉生命的流变是宇宙的基本道理,人伦关系和社会关系高于个体的独立;儒家讲的“仁”,即推己及人的有差等的爱,是人之为人的根本标志,是最高的人性理想。为了达到这个“仁”,中国文化推出了“礼”作为基本的教化方式。儒家的“仁——礼”,就是中国占主导地位的“人——文”。

西方文化是一种地缘文化、契约文化,信奉事物变化背后不变的东西,同时强调个人的自由高于一切。从希腊开始,“自由”被理解为追求理性之自足、自主、自律、自我展开。为了达成这种“自由”,希腊人推出了“科学”作为基本的教化方式。“自由——科学”,就是希腊人的“人——文”。所谓科学精神,对于希腊人而言,就是“自由”的精神、“理性”的精神。不理解自由,就不理解“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就不理解“为学术而学术”、“为真理而真理”,就不理解科学何以独独在希腊出现。我们中国人传统上对“自由”是不理解的,觉得这是一个坏东西,因为自由差不多就是胡来的意思。就是在今天的语境中,这个词往往也是一个坏词,什么自由主义、自由散漫、自由化,都不是好词。没有对“自由”起码的认同,就决不可能有什么科学“精神”。有的只是对“有效性”的追求,科学就只是手段,不可能达成高尚的人性理想,谈不上精神。

希腊科学精神经过中世纪基督教的洗礼,发生了很大的改变。理性认知意义上的自由,被行动决断意义上的意志自由所补充或替代。文艺复兴之后,欧洲形成了新的“人——文”,这里的“人”成了意志自由的主体,以实现意志、攫取能量为己任,相应的,作为“文”的“科学”也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开始面向经验,服务于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使命。于是,希腊的理性科学转变成近代的实证科学、实验科学。

实验科学的精神在“尊重理性”之外添加了一个新的维度“尊重经验事实”,但为何要尊重理性?为何要尊重经验事实?近代科学发展的早期都有宗教上的考虑,也就是说,在近代早期,科学与宗教并不是两个彼此外在的东西,不如说,科学工作直接服务于宗教信仰。尊重理性和尊重事实,都是信奉上帝所要求的。18世纪启蒙运动之后,上帝受到冲击。19世纪,实证主义冒头。科学有脱离更崇高目标的苗头,降格为一种有效率的工具。但有些科学家还是死死守住它的精神层面,强调理性固有的精神魅力。比如爱因斯坦,就说自己信仰斯宾诺莎的上帝,其实就是理性。

对我们中国人来讲,“尊重事实”相对于“尊重理性”来说,是比较好理解的,所谓“实事求是”本就是我们传统中固有的。然而真正的“理性”始终与“自由”相纠缠,是我们中国人特别欠缺的。因此,我多次反复地讲,科学的精神,就是自由的精神。

科学精神与北大发展

这种自由的精神具体到中国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具体到北大,有两个方面,一个外部学术制度方面,一个是学者内在的操守方面,但都不外乎学术独立、思想自由。从学术制度上讲,大学应该具有相对独立性,政府的教育行政当局不要管这么多,要教授治校而不是官僚治校;要有自己的理念,而不是顺从世俗社会的召唤。我过去说过,“大学要与时尚保持距离”,就是这个意思。从学者而言,学术应该有学术自身的价值,而不应该只是敲门砖,是升官发财的手段;要有自己内心的评价标准,从而不屈从各种各样的外部强加的评价标准。

吴国盛 | 学术独立,思想自由 

北大是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一个代表。中国人希望从北大身上看到的,恰恰就是科学精神即自由的精神。历代北大人确实在这个方向上努力得最多,成果最显著,给国人留下的印象也最深。北大要创建世界一流大学,依然必须在这个“学术独立、思想自由”上下功夫、做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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