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学森是享誉世界的科学家，他青年有为，被美国科学界视为继冯·卡门之后空气动力学领域的第一权威。在美国学习、工作期间，总共发表了51篇论文，正是这些论文奠定了他在国际学术界的顶级地位。然而，自1955年归国后，钱老就不曾在国外的期刊上发表过文章。

1988年2月，钱老在与一好友的通信中谈到了自己归国后不在国外期刊上发文章的思想因素：“我近来觉得中国科学技术工作者一方面要实事求是，承认从总的水平讲，我们不如外国；但也决不能丧失志气，迷信外国人！……我不会向英国《Nature》投稿，也不会向国外任何刊物投稿，他们可以译登我在国内发表的文章。”“中国有五千年延续不断的文明，现在又掌握了人类智慧结晶的马克思主义，我们为什么自己看不起自己呢？”

这封信充分表明：钱老拒绝向国外刊物投稿，连科技工作者奉若神明的《Nature》也不例外——“他们可以译登我在国内发表的文章”——这就是钱老的自信和气度！其实，在20世纪50—90年代，钱老写了大量文章，而这些文章全部发表在中国的期刊上，这既是他的个人意愿，更是他爱国情怀的体现。虽然这些文章发表在国内，但其影响却远播于国外。

归国后，钱老对国内学术界日渐盛行的媚外崇洋风气十分忧虑。他在1990年代中期与中国各领域学者的往来通信中一再叮咛道：“我们不该总跟着外国人跑。我们要分析他们的得与失。”“我国的中青年科技人员似乎太迷信洋人了，总是跟着外国人跑，还陷入机械唯物论。”“我认为我们太迷信洋人了，胆子太小了！”

钱老承认“从总的水平讲，我们不如外国”的现实状况，但是他不希望中国的科技人员过度迷信、崇拜外国，盲目地跟随、服从于他们制定的“学术游戏”的规则。

钱老针对科技界不分轻重、急于对外发表文章的现象提出了意见。他认为，适当的对外交流是必要的，但是不能什么都公开发表。对于一些国际上争夺很激烈的问题，“能讲的则讲，不能讲的就要保密”，“无关紧要的可以交流，要害的则不能讲”。他尖锐地指出，在精神上渴求外国人承认，在行动上“跟着外国人跑”，是中国科技人员自信匮乏的表现。

钱老并非不重视国际期刊。事实上，他很喜欢从国外杂志中获取科技领域最新的进展和资讯；同时他还经常劝勉中国的科技工作者要学好外语，多看外国文献。然而，他认为：重视外国文献并不意味着中国人要用外语发表文章，中国人的成果就应当发表在中文刊物上，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应当优先让自己人学习和获取信息。他畅想道：“将来在十几年后我国科学技术水平大大地提高，可入世界先进的行列，到那时我们自己写的文献自然会成为世界科学技术文献里一个重要部分。”

1993年，钱老在回答“为什么诺贝尔奖与中国人无缘”的问题时认为，争夺诺贝尔奖不是我们国家当前的主要目标。过于关注和追逐“诺贝尔奖”，是精神上被外国人带着跑，不利于国家长远计划的实现。他说：“中国人绝不是没有做物理基础研究的能力；如吴有训、赵忠尧、钱三强、何泽慧在国外都曾做出非常出色的物理研究。基础研究是无国界的，成果皆公开于文献和学术会议中；我们可以利用别人的基础研究成果。当然，要学会利用别人的基础研究成果，自己也得做基础研究才懂得此中底细。所以我国今日基础研究的国家目的即在此，而不是去抢夺诺贝尔物理奖。”他强调：“我们考察国家问题必须从大局着眼”，国家的强盛才是中国人应当追求的目标。

归国后，钱老不仅将文章全部发表在国内的刊物上，而且还非常重视和关怀国内期刊的发展、建设情况。他认为，中国科技与文化力量在世界上的崛起，不但需要中国学者做出卓越的工作，还需要有一流的期刊平台相配合。在出版的《钱学森书信集》及《补编》中，收录的他写给期刊编辑部及编辑个人的信件有近百封。从这些信件可见，钱老不仅治学严谨，对于期刊也有严格的要求。1985年，他鼓励《未来与发展》要办出自己的特色，将目光放长远，不仅要看到2000年，还要看到21世纪中叶。在钱老任中国科协主席期间，更是多次强调办好科技期刊的重要性，勉励期刊人办出高水平、规范化的科技期刊。

钱老一生豪气冲天，从不臣服外国人，归国后不向国外刊物投稿是他的原则，办好国内科技期刊是他的夙愿。钱老离世已有10年，“不要跟着外国人跑”的叮咛言犹在耳，今天，在“广大科技工作者要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再次成为舆论关注热点之际，更值得我们警醒慎思，见贤思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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