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要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强化基础研究，实现前瞻性基础研究、引领性原创成果重大突破。这是新时代对基础研究提出的新要求。在今年5月召开的两院院士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自主创新是我们攀登世界科技高峰的必由之路，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要夯实世界科技强国建设的根基。作为我国资助基础研究的主渠道之一，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必须承担起新时代赋予的重大历史责任，进行深层次改革，提升我国源头创新能力，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提供有力支撑。

一、客观分析形势，抢抓历史机遇

　　理性客观的形势分析是抢抓机遇的前提。我们不仅要客观总结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基础研究取得的成效，还要全面梳理新时代对基础研究提出的新要求，更要放眼全球，研判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的机遇与挑战，增强危机感、紧迫感和使命感。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坚持党对科技事业的领导，坚持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奋斗目标，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坚持以深化改革激发创新活力，坚持创新驱动实质是人才驱动，坚持融入全球科技创新网络，推动我国科技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取得历史性成就。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科技计划的资助下，我国基础研究蓬勃发展，整体科技创新能力显著提升。基础研究战略布局、资助格局、重点任务、条件支撑、人才队伍等持续优化，造就了一支规模宏大、结构相对合理的研究队伍，我国基础研究人员全时当量从2007年13.81万人年增长到2017年的29.01万人年，45岁以下的青年人已经成为我国基础研究的主力军。基础研究产出质量和数量显著提升，铁基超导材料保持国际最高转变温度，量子反常霍尔效应、多光子纠缠世界领先，中微子振荡、干细胞、利用体细胞克隆猕猴等方面取得重要原创性突破。

　　基础研究承担着增强源头创新能力的重要使命，其产出的重大原创成果是抢抓历史机遇的重要前提。作为科技创新之源、创新驱动发展的重要引擎、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源动力，基础研究在新时代必须要有新作为新贡献。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基础研究工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基础科学研究的若干意见》明确了我国基础研究的发展目标，强调要大幅提升原始创新能力，并明确提出要发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支持源头创新的重要作用。在党和国家机构改革中，中央进一步要求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发挥独特作用。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二次会议进一步提出了“按照需求导向、问题导向、目标导向，从国家发展需要出发，提升技术创新能力，加强基础研究，努力取得重大原创性突破”的新要求。

　　当今世界，科学技术日新月异，交叉融合发展趋势明显，科研模式正在发生根本性变革，新一轮科技革命蓬勃兴起，产业变革竞争更加激烈。应对气候变化、能源短缺、信息安全、老龄化及重大疾病等诸多全球性重大挑战，迫切需要中国科学家的智慧和全球科技合作。我国正处于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大突破期、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动力转换期、科技与经济发展的深度融通期、全球科技创新版图的深度调整期、增强源头创新能力的重要攻坚期。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我们“既面临着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又面临着差距拉大的严峻挑战”。如果抓不住这难得的机遇，丧失这次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先机，那就可能会多付出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代价。因此，我们必须审时度势，下定决心破除一切制约基础研究发展的思想障碍和制度藩篱，在充分调研、理性判断后果断采取改革措施，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基础研究发展之路。

二、清醒认识基础研究短板，直面深层次问题及其原因

　　我国在短短几十年内发展成为科技大国和基础研究大国，尽管量的方面有很大扩展，但质的飞跃尚未实现。同党的十九大提出的新任务新要求相比，我们仍然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基础科学研究短板依然突出，企业对基础研究重视不够，重大原创性成果缺乏，顶尖人才和团队比较缺乏等。此外，更值得关注的是，开展基础研究所必需的科学精神、科学文化和科学价值观仍然滞后。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包括：

　　传统学科布局制约交叉融合。我国的学科门类划分过细，学科布局的综合性和交叉性不足。这种传统布局导致学科疆域固化、互相隔离，已不适应学科之间、科学和技术之间、技术和工程之间、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之间日益呈现的交叉融合趋势，不利于学科之间协同创新。因此，尽管有的学科论文数量在世界上数一数二，但少有特色和独创，自己开辟的领域、自成体系的学派、独创的理论和技术还很不够。

　　评价体系的目的性、适用性、应用性偏离。目的性偏离导致评价流于形式，比如人才评价的遴选被一些部门异化成“帽子工程”，将其物质化、金钱化，严重背离科学精神，导致功利主义滋生。适用性偏离表现为评价标准“一刀切”，导致评价对象过度关注完成各项指标，而忽视实质性的科学突破。应用性偏离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评价结果的过度使用，如评价结果与人才待遇过度挂钩；二是评价结果的“标签化”和“永久化”，不利于持续激发人才创新活力。

　　解决关键科学问题聚力不够。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强化基础研究，加强应用基础研究，充分体现了党中央高度重视基础研究在探索科学前沿和满足国家重大需求中的重要作用。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的核心内涵都是要提出和解决科学问题。要避免将两方面割裂，尤其要避免出现基础研究针对性不够、忽视应用价值，而应用基础研究不重视科学问题突破、单纯追求应用目标的倾向。

　　全社会支持基础研究的环境尚需优化。虽然党中央高度重视基础研究，持续加大中央财政投入，但全社会甚至部分科研人员对基础研究重要性的认识仍然不够，社会和产业界对基础研究投入不足，多元投入基础研究的机制和文化仍未建立。有的项目没有真正把基础研究放在优先位置，有时甚至作为陪衬，实质性安排不够。尽管我国总的研发投入增长较快，但2017年基础研究投入占总的研发投入的比例仅为5.5%，远远低于发达国家15%—20%的水平。

三、面向未来，更新观念，深化改革，构建适应新时代新要求的国家科学基金体系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强调“科技领域是最需要不断改革的领域”，深刻指出了科技体制改革的重要性和紧迫性。32年前，我国科学基金制试点，实现了科研经费从“计划分配”向“竞争择优”的转变，在科技体制改革中发挥了“试验田”作用。进入新时代、适应新形势，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应当更新观念，大胆改革，秉持严谨的科学精神，先行先试，积累经验，长远规划，分步实施，为深化我国科技体制改革和建设世界科技强国作出新贡献

　　明确资助导向。以支持新思想新概念为目标，以真正解决科学问题为准则，以区分和突出科学属性为依据，统筹推进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具体而言，基于科学属性将科研活动分为“鼓励探索、突出原创，聚焦前沿、独辟蹊径，需求牵引、突破瓶颈，共性导向、交叉融通”四种不同类型。“鼓励探索、突出原创”是指科学问题源于科研人员的灵感和新思想，且具有鲜明的首创性特征，旨在通过自由探索产出从无到有的原创性成果。“聚焦前沿、独辟蹊径”是指科学问题源于世界科技前沿，通过独辟蹊径取得开拓性成果，旨在引领或拓展科学前沿。“需求牵引、突破瓶颈”是指科学问题源于国家重大需求，具有鲜明的需求导向、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特征，旨在通过解决“卡脖子”技术背后的核心科学问题，促使基础研究成果走向应用。“共性导向、交叉融通”是指科学问题源于多学科领域交叉的共性难题，具有鲜明的学科交叉特征，旨在通过交叉研究产出重大科学突破，促进分科知识融通发展为完整的知识体系。

　　完善基于项目科学属性的分类评审机制。根据上述资助导向，建立与之匹配的分类评审标准，充分利用信息技术特别是人工智能等现代手段作为支撑，建立广大科研人员积极参与的“负责任、讲信誉、计贡献”的评审机制，提升支持基础研究的精准度、公正性和绩效水平，提高资助效能。

　　构建交叉融合的学科布局。科学基金要按照知识体系内在的逻辑和结构，构建新的能够实现知识层次和应用领域相统一的学科布局，真正实现基础与应用的贯通，同时解决研究内容重复、学科相互隔离等问题。在组织重大交叉科学研究中积累经验，推动形成科学基金学科交叉融合机制，逐步形成优化学科布局的方案。这也将为精准、公正、高效的评审提供坚实的基础。

探索成果运用贯通机制。当前，科学、技术与经济互动更加紧密，必须通过体制机制创新，推进基础研究成果深度开发与推广，疏通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与产业化连接的快车道。通过建立成果应用贯通机制，支持具有潜在应用价值创新成果的深度研发，提高科学基金服务国家需求的效能。

明确新时代的优先资助领域。强化战略导向和目标引导，通过开展战略研究，在关键领域、“卡脖子”的地方下功夫。以问题为导向，彻底打破学科界限，选择一批关系根本和全局的科学问题予以突破，促进我国基础研究水平实现质的跃升。

合理设定改革路线图。将试点先行和分步走战略贯穿改革始终。未来的改革分为两个阶段：试点阶段和深化推进阶段。资助导向与项目评审是精准选择创新思想、提升资助效率的关键，应该放在改革的优先位置首先试点。在试点取得成功和经验后，再进一步推进学科布局系统调整和“负责任、讲信誉、计贡献”评审机制的实施等难度较大的深度改革，实现构建新时代国家科学基金体系的目标，使其成为全世界独具特色的科学资助体系，并具备以下主要特征：基于科学问题属性分类的资助导向；“负责任、讲信誉、计贡献”的智能化分类评审机制；源于知识体系逻辑结构、促进知识与应用融通的学科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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