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确自然国学的界限

作者：李思孟发布日期：2019-09-16浏览次数：来源：明确自然国学的学科界限

21世纪伊始，中国科技史界、哲学界及相关领域的一些学者，正式举起“自然国学”的旗帜，在若干学术活动中加以阐述，引起热烈讨论，一些新闻媒体也相继做了报道。自然国学作为一个学科正在孕育之中，它的提出，是为了强调：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着丰富的且与西方传统不同的科学内容，中国传统的科学理念和思维方式对现代科学的发展可以发挥重要作用。

欲作为一个学科成立起来，必须有自己明确的学科界限，即特定的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自然国学的特定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应是什么？到目前为止，比较系统论述这个问题的论文当是2001年《科学》第5期上发表的刘长林、徐道一、宋正海、孙关龙四位先生合写的文章[1]，这几位先生是“自然国学”的积极倡导者。

该文中说，自然国学这一术语是指称“中国古代科技、中国传统科学哲学、中国传统科学文化综合体的核心部分”；是指中国传统上的“与西方迥异、各有优势、自成独立体系”的科学形态；是指“中国固有的科学传统、科学理念和认识方法”。笔者认为对自然国学的学科界限似有进一步明确的必要，特别要搞清楚它与国学、中国科技史、中国哲学史、中国古代自然史料的收集整理等学术研究的联系和区别。因此，不揣冒昧，在此陈述一管之见，以就教于方家。

自然国学与国学

国学的旗帜在20世纪初正式举起，指的是中国传统学术，且是相对于传入中国的“西学”而言。若更向上追溯，张之洞说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的“中学”就是“国学”。提倡国学是为整理“国故”，弘扬“国悴”，使中国传统文化不至于湮没于滚滚而来的“西学”洪流之中，使它在新的时代能继续发挥作用。

新中国成立以后，不再提“国学”的口号。到了1990 年代初，北京大学的一些学者又重新举起“国学”的腆帜。1993年8月16日，《人民日报》对此以整版篇幅做了报道，8月18日又在《今日谈》栏目发表文章《久违了，国学！》。这些报道和文章中说，重新举起“国学”的旗帜，是为了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精华，繁荣社会主义新文化，提高中华民族的自尊心和自信心，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从研究目的来说，这次重提“国学”与20世纪初提倡“国学”是相似的，只是对于何为中国传统文化精华又有了新认识。

从研究内容来说，国学原来是集中于文史哲方面。例如，章太炎1920年代做的国学讲演，其内容分为五大类：小学略说、经学略说、史学略说、诸子略说、文学略说[2]；胡朴安（暨南大学教授） 1924年编的《国学汇编》,将国学内容分为六大类：哲理、礼教、史地、语言文字、文章、艺术。

1990年代重新举起“国学”旗帜时，不少学者已认识到还应包括科学技术方面的内容。例如，张岱年认为：国学除义理、考据、词章、经世之学外，还应包括天算、兵学、法学、农学、地学、医学等内容；他还认为，今人研究国学，不但是要整理“国粹”，还要推陈出新，当代中国的学术思想也属于国学范围[3]。钱穆也曾撰文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兼具人文和科学精神，传统文化与现代科技并不是必须冲突，传统文化精神和现代科学精神的会通是人类新文化创造性发展的途径[4]。

今日若干学者正式举起“自然国学”旗帜，认为国学应包括人文国学和自然国学两大基本部分，实质上是张岱年、钱穆等上述观点的发展和进一步明确。自然国学实质上是国学研究中的一个方面，只是过去对它的重视程度不够。

自然国学与中国科学史

自然国学也是中国科学史研究的发展，标志着中国科学史研究的一个新方向。怎样研究科学史，与怎样认识科学密切相关。科学可以从多种角度去认识。

首先，它是一个知识体系，是人类研究自然、认识自然的成果。这样，科学史就是从成果的角度，研究科学发展的历程，研究是什么人、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做出了什么样的科学成就。

同时，科学也是指人类研究自然、认识自然的活动。这样，科学史就要研究与这种活动有关的思想理念和研究方法是如何发展变化的。科学研究还是人类社会生活的一部分，因此需要研究它在社会中的地位如何发展变化，以及科学与社会发展之间的相互作用。

已有的中国科学史研究着重研究中国历史上的科学成就，着重展示中国在科学上的辉煌过去；自然国学则更强调研究中国传统的科学思维方法和研究方法，更着眼于其如何在现代科学的发展中发挥作用。

为展示中国历史上的科学成就，常以现代科学的认识为标准，发掘中国与之一致的成果，阐述中国对科学发展到今天的水平做出什么贡献，是寻找中国传统科学与现代科学的共同点。而为使中国传统科学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对现代科学的发展发挥作用，则要研究现代科学的发展面临着什么问题，在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上有什么缺陷，中国的传统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对解决问题、克服缺陷，有何启发和参考价值，更注意寻找中国传统科学与现代科学的不同点。

自然国学和现在占主导地位的那种中国科学史研究相辅相成，才是比较完整的中国科学史研究，才能真正做到是立足现在、着眼未来而去研究过去。

自然国学与中国哲学史

冯友兰说过：“在中国哲学传统中，哲学是以研究人为中心的‘人学’”[5]。其他许多学者也有类似看法。但是这并不是说中国古代思想家不研究自然。中国古代哲学的一个特点是“一天人”，中国古代思想家阐述的人生哲学，一般都是以“天理”为基础。

张岱年在1930年代写的《中国哲学大纲》[6]，是第一部不以人物为纲，而以问题为纲的中国哲学史。其内容为三大部分：宇宙论、人生论、致知论，其中的“宇宙论”就属于自然哲学，“致知论”是谈认识方法。

近年来中国哲学史界也有一些学者很重视中国古代自然哲学的研究，如李申[7]。李约瑟主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科学思想卷）、卢嘉锡总主编的30卷本《中国科学技术史》中由席泽宗主编的《科学思想卷》，以及其他一些中国科学思想史论著，都集中讨论了中国古代的自然哲学和思维方式。这些研究工作，应当说都是自然国学研究。

现在为什么要明确地高举自然国学的旗帜？重要目的是，更加强调中国传统的自然观和思维方式可能对现代科学的发展发挥重要作用，要把对中国传统思想的研究与解决现代科学发展中的问题联系起来。这样的研究工作实际上已经展开，很多搞科学技术的专家也参与进来，已产生不少论著，如刘长林[8]、李志超[9]的著作，宋正海和孙关龙主编的研究论文集[10]。外国也有人做这样的研究，如卡普拉[11]。在自然国学的旗帜之下，这种研究工作将得到促进和整合。

自然国学与中国古代自然史资料收集整理

中国古人对天象、水文、气候、生物等进行了辛勤的观测和记载，留下了丰富的自然史资料。近些年来，对中国古代自然史资料的整理已有很大成绩，并且已在研究天体演化、气候变化、环境变迁、地震预报和水利工程建设等领域发挥出重要作用。在谈到自然国学对现代科技的作用时，这是一个重要方面。但若仅是整理中国古代自然史资料为现代科技服务，实质上还是现代科技研究中的搜集资料工作的一部分，还不能算真正的自然国学。

自然国学必须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要研究中国古代关于自然的“学问”，研究中国古人观测和记载这些自然史资料的动机，研究他们依据这些资料得出了什么样的认识，以及他们的认识方法和思维模式，这才是真正关于自然的学问。这样的研究也已有了一些成果，如关于中国古代宇宙理论的研究、中国古代黄河治理思想和方略的研究等。在自然国学的旗帜下，这样的研究将进一步开展，给现代科技提供的将不只是资料，还可以从思想和思维方式上提供借鉴。

综上所述，国学研究、中国科学史研究、中国哲学史研究和对中国古代自然史资料的收集整理，都是自然国学成为一个学科的历史根源。并且，可以把自然国学视为这些研究的发展。自然国学的根自不同领域伸出，但是最后朝向一个共同的目标——研究中国传统上的研究自然、认识自然方面的学问，为现代科学的发展提供参考和启发，由此形成一个新的综合性学科。

[1] 刘长林等．自然国学研究的现代意义科学，2001,53(5)

[2] 章太炎．国学讲演录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

[3] 张岱年－说“国学”中华国学，1989，创刊号

[4] 钱穆中国文化与科学见：中国文化丛谈（二）．台北：三民书问，1975

[5] 冯友兰中国现代哲学史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254

[6] 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见：张岱年全集，第二卷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

[7] 李申．中国古代哲学与自然科学（从先秦到魏晋南北朝）．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中国古代哲学与自然科学（隋唐至清代）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

[8] 刘长林．内经的哲学和中医学的方法北京：科学出版社，1982

[9] 李志超．天人古义郑州：河南教育出版社，1995

[10] 宋正海，孙关龙主编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科学技术．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9

[11] 卡普拉著物理学之“道”——近代物理学与东方神秘主义朱润生译．北京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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