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个新的千年开始了!在新世纪的发端,高举起“自然国学”这面大旗的庄严时刻已经到来，深入阐发自然国学的条件已逐渐成熟。

国学，指我国传统的学术文化。然而，一提起国学，人们往往想到的是史学、文学、艺术、道德、人生哲学等人文学科的内容。其实，国学中还有另一半同样重要、同样辉煌，同属中国文化精髓的方面，就是中国的传统科技体系，包括中国科技史、中国科技哲学、中国科学思维方法等学科的内容。前一半为人文国学，后一半当称“自然国学”。

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屡遭列强凌辱，满清政府腐败无能。许多人对国学失去信心，民族虚无主义盛行。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君主专制，民心为之一振。在举国上下推行新学即西学的同时，一些学者发愤整理国故，大胆肯定中国传统学术仍有价值，但仅限于人文领域的某些方面，只有极少数学者埋头稽考中国科技史料。1949年以来，民族自尊心自信心空前高涨。中国古代科技成果的发掘得到重视，并取得令人振奋的成绩。遗憾的是，在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成了国家意识形态的坚硬方针。于是国学又以另一种形式受到歪曲和摧残。在很长的时期里，许多人坚持认为中国没有或缺乏科学精神与科学传统，并视此为中国落后于西方的主要原因。人们几乎很自然地总是以西方的科学与文化为尺度,来诠释和衡量中国学术。

20世纪后半叶，在西方文明陷入重重困境，世界科学与文化的根本观念发生巨大转折的大背景下，各国有识之士和中国学人开始重新审视东方，尤其是中国传统学术的深层内涵及其价值。彻底摒弃西方文化中心论，承认并鼓励文化多元，已成为人类文明的大趋势。70年代以来，科学潮流正明显由大物理学时代向复杂性研究时代过渡。自然史研究，复杂性、非线性研究迅速崛起；交叉科学、综合科学、系统科学如雨后春笋；人与自然的关系也由对抗向协调转化。中国历经约一个半世纪的狂风骤雨，终于出现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在这种特殊的形势下，国内外学术界不少志士仁人发现，中国古老的传统文化（特别是其中的科学理念和科学思维体系）对于当代科技前沿探索、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可以有重要的启示和引导作用。这种认识的发展，不仅进一步推动了中国古代科技成就的发掘和研究，还开辟了中国传统科学体系（自然观、科学观、方法论等）的现代科学价值的全面研究，这种研究已取得较广泛的成果。 

在此形势下，我们明确提出并强调“自然国学”这个研究领域，是想通过大家的共同努力来说明：（1）中国古代不仅具有领先世界十多个世纪的科学技术成就，而且科学形态与西方迥异，自成独立体系。而在人类历史上，不同科学体系的优势互补乃是各国以至世界科学发展的重要源泉。（2）中国固有的科学传统、 科学理念和认识方法，在现代和未来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对于解决人类当今面临的重大问题，对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巨大的不可替代的意义。                               

二

我们的祖先以无与伦比的智慧和艰苦卓绝的奋争，在农学、医学、天文、历法、地学、数学、运筹学、工艺学、水利学、灾害学等领域，有着许多独特的贡献，这是不争的事实。通过科学史家、考古学家近百年的持续努力，灿烂的中国古代科技成果充分展现给世界，令世人惊叹不已。可是至今仍有一些学者无视事实，认为中国只有人文传统，而无科学传统；或者“只有技术，没有科学”。这种否认中国古代科学的看法显然是很浮面的，似是而非的。人类要生存，就必须首先解决衣食住行。而要解决这些问题，就不能没有自然科学。国家的安全，国防的巩固也离不开自然科学的支持。中华民族，人口众多，地域辽阔，历史久远，而且持续不断。试想如果仅有人文精神心性修养，而没有自己的一套先进的科学传统，没有发达的物质基础，怎么能够有上下五千年的文明屹立于东方？又如何能够有汉唐盛世名震四海？ 

那些否认中国文化中有科学传统的人，主要是受到狭隘科学概念的桎梏。他们自觉或不自觉地将西方近代科学所形成的某些观念和方法，当作衡量一切科学认识的标准，符合这一标准方属科学，否则即一概排除在科学殿堂之外。 

然而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宇宙是无限的，大千世界是极端复杂的。即使在有限的时空范围内，也包含着无限的多样性、层面性和可能性。这就决定了人类的科学认识活动和科学成果，包括基础自然科学，可能而且应当形成不同的科学体系。即使在同一学科内，也会因认识层面的不同，出现不同的风格，不同的认识取向，产生不同的流派。 

至于科学方法则完全是为科学认识服务的，从属科学的认知目标。因此，以是否采取了某种科学方法来判断是不是科学，是本末倒置，反客为主。古今中外，人类的认识有一个通病，就是无论什么主张或理论，如果取得了大成功，它的效能就会被夸大而作不适当的推广。西方自近代以来，以探索自然界之简单性为特征的力学、物理学和化学取得了突出成就，于是造成了一种糊涂观念，似乎任何科学活动都必须与探索简单性的方法捆绑在一起；谁不采用这些方法，如实验室中边界条件能够严格控制的试验方法、数学方法、逻辑方法等，谁就不是科学。有人甚至由此引申出一系列更加具体的规则、条件和特征，来框定科学，实际上是将科学活动的某些非本质特征当作本质特征，以某一特殊领域和层面的特殊认识活动来替代和束缚所有的认识活动。 

大家知道，事物之间建立什么样的关系，事物就会相应显示什么样的品性。科学的具体形态，包括科学认识的结果和科学研究的方法，归根到底以认识主体和认识客体建立何种耦合关系来决定。由于世界具有无限的多样性、复杂性和可能性，认识对象究竟呈现给人什么性质和特征，与认识主体所应用的概念体系、参照系和认识手段有密切关系。由此也就规定了认识主体选取何种科学方法，其所产生的知识体系即会有何种相应的形态。因此，那种认为面对同一世界只能产生一种形态的科学体系以及认为近代科学体系为终极体系的想法，是不符合实际的。 

一些人以“科学无国界”为理由，否认在西方科学体系之外还会有别的科学体系，这显然是个误会。对“科学无国界”说，应有正确理解。科学可以直接用来发展生产，帮助人们适应和改善自然环境而不涉及民族情感，所以在传播和应用上比较容易被各国各民族所接受；而且人人可以研究,可以应用。仅此而已。

科学认识的目的是获得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真理。对于无论何种形态科学体系而言，这一点是统一的。但是科学认识的走向却受到国家民族的自然环境和人文传统的深刻影响与制约。人文传统包括思维方式、哲学、宗教、伦理、文学、艺术等等。而自然科学从来就离不开人文观念。具有不同自然环境和人文传统的国家民族，就会有不同的科学思维、科学方法和认识取向，从而造就出不同类型的科学家；形成不同的科学体系和形态各异的科学史。 

如果把已有的探索简单性为主的近代科学和科学哲学当作衡量一切认识的标准，甚至宣扬近代科学体系“凡是论”，处处从定义出发，而不是把能否获得理论形态的正确认识作为科学的标准，其结果必将使科学僵化、狭隘化，实际上是把科学史上某一阶段的科学成就，变成限制科学发展的锁链。这样做，不仅必定否认中国科学传统的存在与价值,而且也极不利于走向世界科学前沿。现在,人类已面临大量复杂性、非线性自然现象和一些小概率事件，实践对既有的科学理论正提出尖锐挑战。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在任何情况下，将任何科学体系绝对化，只能是作茧自缚。反省中国60、70年代对相对论、控制论、基因遗传学的所谓理论批判；沉思我国科学原创性的薄弱；再联系一些人对中国科学传统的蔑视，我们不得不呼吁，一定要坚持实践是检验科学理论的唯一标准。

世界是无限的，人类的认识永远是有限的！任何具体的存在都是一偏；任何既成的科学认识体系和科学活动方式最多也只能是一偏。荀子曰：“凡人之患，蔽于一曲，而闇于大理。“（《荀子·解蔽》）任何宣布某种科学理论为绝对真理，科学已经终结的作法都是错误的；同样，一切想为科学活动和科学思维划界的作法，也都不免落入以偏盖全。我们努力阐扬自然国学，将有益于人们从关于科学的狭隘观念中解放出来！ 

三

中国文化，刚好与西方文化形成左右对称的优美格局。

西方人在传统上视空间重于时间，把世界看作物理的世界，时间性虚，空间性实；时间的本质趋向综合与整体，空间的本质趋向分解与并立；时间只能共享，空间则可以由强者去切割和占有。与此相关，西方人喜爱分析，侧重研究事物的有形实体和物质构成，在群体中强调个体的独立价值，在整体中注重局部的基础作用，因而具有分割研究和实验室孤立研究的传统。面对世界，他们习惯地将主体与客体对立起来，同时以人作为万物的尺度，主张征服自然。西方人趣于外向思维，关注事物在空间中的机械运动和物理、化学变化，因而力学、物理学、几何学、形式逻辑方面很早就取得了突出成就，并对整个西方科学与文化产生了深刻影响。 

面对莽莽宇宙，中国人着眼于时间的流动和延续，把对时间的体察看得重于对空间的度量。中国人尊重和热爱生命，推己及物，视天地万物为有生命的存在，视自然界为生命的不断的演育过程。中国人立足于整体。整体是生命的基本特征，整体和生命的主要存在形式是时间。而时间一维不可分割，故重视生命和着眼时间又加强了整体观念。中国人很早即认识到生命整体的内部及生命整体与外部环境之间存在着相需互依的联系。对这些联系的破坏，将意味着生命的完结和时间的中断。因此，中国人推崇天人合一的心境和处事原则，主张人心合于天心，自我融入宇宙，泯除主客对立，反对因人欲的膨胀而损害宇宙生命包括人类自身和人类社会的和谐。对待人和万物，道家提倡“任性”，儒家主张“尽性”，佛家追求“见性”，作法虽有不同，但都是希望其天赋本性能够自由、充分、完满地展现。人和万物在同一时间之舟中共存共荣，这是中国人至高的生命伦理观。

整体观和广义生命观促使中国人着重事物的功能和关系。功能支配形体，是生命之本。没有了功能就失去了生命，形体也随之散解，所以功能重于形体。而功能又通过一定的关系得以显示，并受关系的制约。由关系组成的结构和结构关系的协调，是维系整体的前提。功能有其承担者，结构关系的实现也有其介质。但它们至今还看不见摸不到，是无形之虚。然而它们是真实的本根存在，且是决定宇宙生命的关键所在。中国人将它们一律称作“气”认为事物的整体功能反应和各种整体关系正是通过“气韵”“气象”而显现出来。事物之间各种整体关系的法则称作“数”。对“象”和“数”的研究就成为中国人认识天地万物的切入点和关注点。中国人认为，对于生命的存在和延续最重要的关系是阴阳。阴阳关系最主要的体现是四时和牡牝。在四时、五材和五方的基础上又创立了五行系统，五行的反馈自调机制被视作维持一般系统平衡的功能结构模型。

中国人有内向的思维趋向。长期以来，通过体验、直觉和自我调控，对心性即精神作了大量研究。在很多方面和很大程度上，中国人借助内向思维，即内省来达到对外部世界的认识，内体领悟和对外观察被很好地结合起来。这样的思维方式和由此而形成的基本观念，决定了中国人在认识世界时，偏重综合而不是分析，直觉而不是归纳，取象比类而不是逻辑推演，整体观察而不是分割实验。注重研究的是世界和万物的生成、演化和持续，而不是其实体构成及其空间中的展开。 

中国和西方的思维方式各占一偏，也曾各领风骚。正是由此而产生两种认识路径，形成两种不同的科学思想体系。可以断言，在我们这个世界上，不仅文化是多元的，科学（体系）也是而且应当是多元的。对人类曾经并将继续产生重大影响的科学，至少有两个源、两个流，而决不是一个源、一个流。简而言之，主要发源于古希腊的西方科学偏重分析还原，着意形质实体，目的在于征服和控制自然；发源于黄河、长江流域的中国科学偏重综合整体，着意功能虚体，目的在于尽物（人）之性，共存共荣。

中西方科学既然是两个源、两个流，各有自己的偏向和短长，那么，在西方传统思维的土壤中自然不可能产生《周易》和中医药，同样，在中国传统思维的各种发明、发现的基础上，也不可能成长出西方的近代自然科学。这就没有什么难于理解和奇怪的了。也正是由于中西方各有自己的特长，相互不可替代，因而这两个源流，过去、现在和未来，都有其存在的依据和继续向前发展的强大潜能。因此中西文化的融合，中西科学体系的优势互补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永恒课题。                               

四

世界上的事物，无不是在复杂的矛盾运动中前进的，没有笔直的大道，不可能永远处于高潮。因此，我们在观察和判断重大事物时，不仅要有空间的大视野，更要有时间的大视野。事物发展基本模式是波浪式前进、螺旋式上升，故我们决不可以一时一事定乾坤，决死生。中国的科学有过长时间的兴盛，但元明以降，开始衰落。西方的科学，也曾经历过长达千余年的中世纪黑暗。而且，中西方的科学文明，从很早以来，就是在不断相互交流、优势互补的过程中交错向前迈进的。十五世纪欧洲文艺复兴和近代科学的崛起，就深受益于中国的哲学与科学。当今，人类社会正面临着生存和持续发展的大问题，世界科学也面临着整体性、复杂性、非线性等难题，生命科学、环境科学、灾害科学、信息科学、心灵科学、预测科学等亟待进一步深入。面对这些问题，西方流行的还原论和分析方法以及主客相分和实体构成观念，已难于奏效。而中国传统的整体论和综合方法以及天人合一的科学思想体系与智慧，必将应时而新生。 

《诗》曰：“周虽旧邦，其命惟新。“（《大雅·文王》）我们相信，在新的历史时期，通过吸收西方科学思想营养和现代科技成果，在充分发挥自己特长的情况下，自然国学经过创新,一定会为人类做出更大的贡献，一定会再度焕发出夺目之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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