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文化现象的背后:中西思维方式的分殊
季羡林先生曾说过,东西文化的区别就在于中西思维模式不同。不同的文化孕育着不同的思维方式,而这种稳定的思维方式会影响文化的塑成和发展。思维方式的差异本质上是文化差异的表现。从地理和文化的角度来看,世界可以分为东方和西方两大区域,西方古代以希腊和罗马为代表,近代以北美和西欧为代表,东方则以中国为代表。李约瑟曾指出:“当希腊人和印度人很早就仔细地考虑形式逻辑的时候,中国人则一直倾向于发展辩证逻辑。与此相应,在希腊人和印度人发展机械原子论的时候,中国人则发展了有机宇宙的哲学。” 只有认真地比较和剖析中西在不同的历史文化土壤中形成的不同思维方式,才能真正理解各自具体的文化表现形式,从而促进两种文化的深层次理解、对话和交流,相互借鉴,取长补短。
中西方具有各自思维方式上的特殊性,综合以往学者的论述,可以总结出三点差异。首先,中国是一种整体性的思维。“中国哲学无论是儒还是道,从一开始就是追求一种浑然一体的境界,也就是要掌握一种整体的宇宙观。”天或宇宙被看作包罗万象的整体与生生不已大化流行的自然过程, 人生存与其中,并与之和谐统一。整体性思维方式的外化形式就是“天人合一”,追求这种“合一”,从整体上代表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和最高境界。人无论处于何种生命状态,都应效法字宙天地,在其中体会人的生命自觉,将自然意境与人的思维意境合二为一。
比如中国古代思想之源流《周易》中,就贯穿着“天人合一”的整体性思维。“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日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兼三才而两之,故易六画而成卦,分阳分阴,迭用柔刚,故易六位而成章。”(《易•说卦》)《周易》六十四卦,每卦由六爻组成,上二爻为天位,下二爻为地位,中二爻为人位,象征天地人并存为一个整体。天不是一个与人相对的纯粹客观的或实体性的存在,而是要从人的存在去谈天或天道,相反人也必须从天人联系的整体关系中去看人。
正如张载所言:“易言天道,则与人事一滚论之;若分别则只是薄乎云尔。自然人谋合,盖一体也?”整体性思维把天、地、人和自然、社会放在一个关系网中,从整体上去考察其中的有机联系,注重相互的关联性,倾向于用辩证的方法去认识多样性的和谐及对立面的统一。
西方则以一种二元性的思维提出了一系列对立的概念:主体与客体、人与自然、精神与物质、灵魂与肉体、现象与本质、偶然与必然等,强调分殊和差异。从西方哲学的发展来看,“对立分析”的逻辑判断似乎已经成为哲学家们思考问题的基本思维方式,这种逻辑注重从事物的本质来把握现象,并且,人站在自然的对立面,可以客观地认识自然、控制自然。而作为人与外物自然和谐相处之上的“天人合一”,超越了“人类中心主义”和“自然中心主义”这种非此即彼的两难困境,追求的是“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的理想境界。
其次,东方强调事物之间的关联性和事物及实践过程和意义内涵,而西方则更注重追求事物确定的本质及其相关知识。中国哲学一般把宇宙的起源和发展视为一种运动不息的自然过程,存在一种“本根”,化生出万物,而这一“本根”与具体事物之间有一种不即不离的关系,这样一种“本根”就是“道”。天地万物是一个浑然有机的整体,而且永远处于一种“Becoming”的过程之中。这种过程性思维承认过程和变化要优于静止和不变性,并不妄断存在一个构成事物一般秩序的最终原因,而且万事万物相互联系,具体的变化和发展正是由事物间的关联和转化所促生。“道可道,非常道。”道虽然是万物的本根,滋养万物发展的动力,但这玄妙之“道”无法用清晰的语言说明。万物皆源于道,万物皆秉持道,因此,中国古人倾向于从具体的物、具体的实践以及事物间关联的基础上建立对道的觉悟以及对世界的看法。
西方思维将宇宙理解为具有某种单一秩序的世界,断言静止比变化和运动具有更优先的地位,有一个唯一的、不变的、永恒的、终极的动因决定了宇宙的秩序。因此,西方的哲学总是把存在分为“本体”与“现象”,不断追问事物的本质,具体的现象可以变化,本质自身却不会变。虽然西方从赫拉克利特到怀特海等哲学家也强调变化,但不容否认的是,在西方占据主导地位的是从亚里士多德到笛卡尔的实体论,即相信世界是由稳定的、不依赖于其他任何东西的本质,或者说实体所组成的。
比如中国传统的五行说,表面上金、木、水、火、土类似于古希腊哲学家恩培多克勒的四元素说,即水、火、土、气这四种元素的聚合和分离构成了世界上所有的事物。但实际上两者并不一样,恩培多克勒的四元素说强调的是基本元素本身,它们必须要有亲和力与排斥力这两个外在的力量才能组合出世界上的其他事物。而五行中的金、木、水、火、土并不是五种单一的原子或元素,不是组成世界的小单元,这五种元素是阴阳运作的具体形式,“五行”重在“行”。五行学说强调五行的相生相克与自然、人的关系,五行的意义超越了这五种物质本身的概念,中国古人用取类比象的方法,来说明世界运行的过程和事物之间的关系模式。
西方这种对于本质的追问诱发了科学普遍必然性的论证,催生了其特有的理性主义精神。也就是说,本体与现象的划分使得共相和概念的使用获得一种理性的支撑,刺激了概念、判断和推理三段论逻辑形式的成熟,并使之成为一种科学研究的理性精神和思维方式。
最后,中国传统思维是一种悟性思维,更注重直觉、体验、领悟,而西方传统思维是一种理性思维,更注重逻辑性、客观性、抽象性和分析性。中国儒家讲“格物致知”,强调从外界的经验中领悟事物的本质和内在联系,且人心具有领悟事物本质的内在能力,“置心物中”便可“究见其里”(《朱子语类》卷九十八)。道家主张“玄览”,即“心居玄冥之处,览知万物”,强调向内省悟,保持内心的清净和安宁,以把握外界万物的真谛,所谓“不窥牖,见天道”(《道德经》第四十七章);中国佛教尤其是禅宗的“内悟说”把自我作为“悟”的主客体,“自悟自修”,“以心传心”(《坛经》),依靠个体的自我体验,取消概念性的理性认识,排除一切思虑杂念和语言,“超言绝虑”,达到最高的智慧。可见,身心一体的修养是提高人生境界的途径,这与人们的生活经历和感受力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生活经验和体验是获得智慧的源泉,而超越生活日常经验的领悟是获得智慧的钥匙。
相较于中国古人强调自身的内省、体验和人格修炼,西方人更关注对外部世界的探析和认识,希望能够借助逻辑分析,在论证和推演中认识事物的本质和规律。从亚里士多德开创了形式逻辑开始,逻辑性成为西方思维方式的一大特征。17世纪,培根发展了逻辑学,创建了归纳法,强调观察、经验、事实、实验和实证,此后,穆勒等人将归纳法与演绎法相结合,形成了现在通常意义上的形式逻辑。17世纪60年代,莱布尼茨将数学方法引入逻辑,发展出了数理逻辑;18世纪未19世纪初,黑格尔提出辩证逻辑,马克思、恩格斯用唯物主义改造了辩证逻辑,随后更是衍生出许多的逻辑系统,比如概率逻辑、语言逻辑等。逻辑思维强调语言上的严谨性,中国悟性思维却认为语言是悟道的障碍,应该靠灵感直觉而非逻辑论证来获取智慧,所以老子说“天之道,不争而善胜,不言而善应”(《道德经》第七十三章节),孔子反问“天何言哉?”;禅宗明确主张弃绝语言,“不立文字”“直指人心”,皆主张靠直觉体认而非逻辑思辨和语词概念的明晰以达到“天人合一”“物我为一”。
上述中西思维方式的不同特征是从总休的、相对的角度而言的,我们不能对其进行简单、教条、僵化的理解,不能否认各自思维方式特征中存有的例外和两者存有的相似性。然而,对思维方式特征进行比较研究,可以帮助我们对具体的文化现象进行更深层的理解和解释。比如,茶和咖啡,分别是中西日常生活中的最具代表性的饮品,茶和咖啡的起源、传播、饮用方式、文化内涵等方面不仅能够折射出中西文化差异,而且其背后更体现了深层的中西思维方式的差异。
——本文节选自学术集刊《自然国学评论》中《咖啡与茶:中西思维方式比较》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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