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自然国学的体系

自然国学是一个探索规律之学的知识体系，这就是它的基本内涵。而它的框架包括前面提到的道、法、术三个认识层面与天、地、律、算、工、农、兵、医等八个主要知识范畴构成的交叉网络。从大的格局看，它是相当成熟的，基本上涵盖了西方科学涉及的所有领域，只是视角不同、粗细各异而已。提出自然国学概念有何现实意义?概括来说有三个方面：首先，建立广义科学观，解放思想，放开视野，增强创造力；其次，正确认识文化的本质，不以偏概全，既克服中华民族近代以来因为被动落后而产生的文化自卑感，也促使引领文化主流的西方不要妄自尊大，能够理性看待不同文化的价值；最后，增进跨文化理解与合作，减少文化间的冲突，巩固世界和平。

如果不加区分，泛泛地谈及中华文化的特点与价值，那在实践中常常会隔靴搔痒，不解决实际问题。若明确地在当下语境将中华文化划归人文学科，比上述中性的隔靴搔痒危害更大，它将直接导致对中华文化体系的性质错解与价值误判。只有全面深入了解中华文化的全貌，看到它人文与科学两个传统，才能真正把握其要旨，发挥其效用。

自然国学体系成形于春秋战国及秦汉时期，其标志是在较短的历史跨度之内，成群落地涌现出可通约的多学科知识门类，而且遍及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人才辈出，佳作不断。正是在这一时期，诸子百家群星灿烂，各路英豪大放异彩。这些学问按照前面所说的框架来看，道的层面有自然观、科学观、技术观；法的层面有方法论、方法学；术的层面有标准与规范。体系主要是分门别类的知识范畴，主要包括天、地、律、算、工、农、兵、医。通常在进行中西科学比较的时候，认为西方科学是分科之学，而中国科学则是不作区分的整体学问。这种看法有失偏颇，中国科学不是不分门别类，而是不那么细分，同时不同学科之间普遍存在交叉关系。

这种区别，一方面是由于古代与现代的知识成熟度有别，另一方面则是存在东西方思维模式差别之故。西方现代科学认识论倾向于还原论，凡事都要找到那块基元性的“宇宙之砖”；中国古代科学的认识论则倾向于系统论，为了方便把握研究对象，也进行适度的划分，但不求穷尽，只要能够满足实践需求即可。除了实践优位这样的价值取向，造成这一认知现象的原因还有两个：一个是尽量不破坏研究对象的整体性，避免失真；另一个则是减少资源浪费，保障人类生活的可持续性。

秦汉是中华帝国的成型时期，社会生活已经全面展开，各种需求已经十分丰富，这就为自然国学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社会基础。同时，因为先秦百家争鸣，几乎囊括人类智慧方方面面的各种思想充分涌现，为自然国学的体系化创造了既有深度又有广度的知识条件。人类知识的深度从古到今都可以通过分类的精度来体现，这已经被认为是一个规律，自然国学的发展也证明了这一点。早期自然国学著作，往往都类似百科全书，各种知识散见于经史子集之中。

到了汉代，专门化的著作开始多起来了，但还是主要表现为综合性，如医学著作《黄帝内经》。后来才渐渐开始分门别类，如内科学的《伤寒杂病论》、导引术的《周易参同契》和针灸学的《针灸甲乙经》等。自然国学的发展不是简单的直线，而是波折的曲线。如果把秦汉看作第一个高峰，那么宋明便是第二个高峰。两者的共性是，哲学先繁荣，科学再进步。先秦诸子百家为秦汉的科学大发展开路，宋明理学高地则托起同时代科学的尖峰。

需要说明的是，在两峰之间，依然有不可忽视的自然国学成就，而且还不乏天才的原创性成果，只是规模较小，个体化色彩较浓。两者之间的差异是，秦汉自然国学综合性明显，而宋明自然国学则专门化程度较高。可见，虽然自然国学基本模式都是系统论，但不同历史阶段还是存在程度上的区别的。总的趋势是，在系统论的框架之内，整体论成分逐渐减少，而还原论的成分逐渐增多。这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在明代末年，徐光启、方以智这些大学问家能够深度理解并接受利玛窦等西方传教士带来的西方还原论风格的科学著作了。

明之后，自然国学开始走下坡路，之所以如此，既有社会因素，也有知识体系内部的因素。出现两个不适应，一个是社会性的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另一个是知识性的整体论认知模式不适应研究细致化对象结构的需要。有三个医学方面的典型例子：李时珍运用自然分类法撰写的《本草纲目》，以吴又可病原学思想为本的《温疫论》，以及王清任通过解剖学观察完成的《医林改错》，它们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还原论认知模式的特点，但这些有别于传统整体论模式的中医学新成果，并未能在中医学内部有所作为，反而被后来的西方学者所接受。

李时珍得到生物学家的普遍尊重，被看作最有现代风格的古代中国医家。这一现象令人深思，它反映了自然国学的复杂性，不能简单地理解为不同于西方还原论科学的整体论科学。虽然它的主流是整体论，确切地说是系统论，但从先秦开始，它内部便有了成体系的墨家还原论风格的科学内容。而到了明清时期，整体论模式的自然国学体系内部也发生了嬗变，开始自发涌现出还原论的苗头，只是基于两方面的原因未能发展起来：一方面，传统的整体论知识惯性和与之相适应的社会环境让它丧失了独立存在的可能性；另一方面，西学东渐带来了成熟的还原论科学，使它失去了自主发展的必要性。

站在今天的时代立场，该如何看待自然国学的体系及其未来的前途?凡事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一切皆因时随势，不能以僵化的眼光看万象更新的世界。需要采用两个视角，一个是历史的，另一个是现实的。历史上，不论东西方各个科学体系，均存在整体论、还原论、系统论三个认知模式，随着时代演化，渐渐形成以中国和欧洲为代表的东西科学传统，中国倾向于系统论，欧洲则倾向于还原论，而当下，西方科学成为世界性主流科学，而东方科学则是边缘化的地方性知识。西方科学的弊病已经出现，东方科学应该纠偏，这就是时代的呼唤。那么既然如此，过去是什么样已经不是问题的关键，需要关注的重点在于：现在怎么办，未来何处去。

纠还原论之偏，只能用自然国学中的系统论，其中的还原论可以继续休息，而在现时代发力，传统系统论不能满足实际需要，应该现代化。这只是原则性答案，那么具体如何干？不论是系统论部分还是还原论内容，自然国学已经全面隐化，唯有中医学尚存在于现代科学体制之中。由于它独立寒秋，身单力薄，处于挣扎生存，面临异化的艰难境地。概括地说，系统论模式的中医学目前是“脚下无基石，身边无兄弟”。

按照自然国学体系八门类的意见，天、地、律、算是中医学的基石，工、农、兵是其兄弟。由于中医学具有现实的合法性地位，它就肩负起了复兴自然国学体系的重任，否则它自身的消亡也只是时间问题。只有与自然国学体系诸学科群常性存在，中医学才能真正茁壮成长。要完成这个任务，任重而道远。但方向首先要明确，并且从当下起步向前走，不能向后退，我们不可能再回到过去，只能借用古代之光照亮未来之路。总体来看，需要三步走：第一步，完成中医自身的现代化，具体标志有两个，按照系统论模式，实现信息化实证与非线性量化；第二步，按照现代中医学模式拉动天、地、律、算、工、农、兵七科的现代化；第三步，与西方科学中的系统科学融合，推进世界性科学革命。

这三步相互联系，密不可分。没有第一步，第二、三步无从谈起。没有第二、三步，第一步也不能真正成功与巩固。或者说，这三步不能一步一趋，需要交叉进行，联动操作。只有这样，才可能有效复兴有益于天下的自然国学，而且也只有成体系地复兴，自然国学才有新生与续存的可能。

——本文节选自学术集刊《自然国学评论》中《自然国学的内涵、框架与体系》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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