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除了开拓新的学科领域，您还致力于发展学科理论，并应用于教学。请您谈谈基本情况。

宋：上高中、大学期间，我开始对哲学、自然辩证法感兴趣，认识到理论有普遍的指导作用。在段伯宇任所长时，我建议我所也要发展科学史理论研究。但我所传统是重考证很难改变。在廖克时，他虽支持理论研究，但成立的中心也只能用“科技史综合研究”名称。中心成员包括我本人均不是搞理论出身的，这对科学史理论研究不利。

“文化大革命”后，我在从事中国古代地学史的同时，也积极思考并参加科学史整体发展工作，如参加全国科学史发展规划制订。早在1988 年和1989 年，我就在山西大学自然辩证法系（所）与邢润川教授合作，为研究生开设“ 科学史理论”课，并合作培养研究生。我还参加了《自然辩证法百科全书》（地学哲学、环境科学哲学）编写组。参加组织多届全国地学史会，提议并参加成立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地学哲学委员会，1997 年和2000 年我两次被选为该地学哲学委员会常务理事，参加了一些组织性工作。20 世纪80 年代我积极参加张衡学社，组织过中国科协赞助和支持的三届全国天地生相互关系会议。此外，我还组织并参加了自然科学史所理论小组（李家明、林文照、宋正海等）、原北京科学史理论小组（樊洪业、李家明等），以及北京地学哲学讨论会等。

回顾一下我的科学史理论方面的工作并非科班正统，而主要来自地学生态学、天地生相关、天人合一等具体问题中抽出来的哲学性理论，是土包子性的，没有时间和机会进行真正的哲学提高。我与自然辩证法界联系较多，故在这些领域发表了不少成果，但我的理论性文章纯理论的东西并不多，主要是科学史问题的综合研究。即使我与邢润川同志在山西大学合作开设“科学史理论”课，我承担的部分也较少涉及很抽象的理论。因此，我从事的这种科学史理论性工作，我所极大部分人并不反对的，相关文章也不少发表在我所正统的《自然科学史研究》上，因而我曾被该学报评为“优秀论文作者”。在我所多届领导和广大同事的理解和支持下，我长期呼吁的又一个愿望在1993 年实现了，我所成立了“科技史综合研究中心（组）”。

我一直坚持进行哲学思考，总体上也取得了一些成果。譬如，1983 年，我提出中国传统地球观不是“地圆观”而是“地平观”。这涉及不少学术问题的大变动。1989 年，提出人类对自然界认识能力的有限性和无限性的矛盾是自然科学发生发展的内因A。1988 年，提出地理环境决定论是人类的优秀文化遗产，为遭受长期批判的这一理论翻案。而且我和同人对我们所提出的“历史自然学”“自然国学”均从自然观、科学观和方法论等理论层面进行了充分论证。

张：您对中国传统文化一直十分热爱，对中国科技传统也有一些客观性的反思和批判。

宋：是的。20 世纪80 年代，社会上非常沉湎于“李约瑟难题”，热衷于反思研究科学传统的缺陷方面，总结历史的教训。譬如，郑和下西洋是中国古代的伟大航海，其规模、技术与世界影响是后来西方的地理大发现无可比拟的。但郑和航海却没有导致中国人去完成地理大发现，这是十分遗憾的。尽管我所科学史工作的重点是弘扬传统科技，但科学史研究工作也有必要研究历史教训。于是乎，我开始对我国科学传统的缺陷进行思考和研究。

1983 年，我和陈传康发表了《郑和航海为什么没有导致中国人去完成地理大发现？》（《自然辩证法通讯》1 期）。此文所述理由基本是前人没有提到的，故引起学界重视，先后被收入中文论文集《科学传统与文化》（陕西人民出版社，1983 年）和英文《波士顿科学哲学学报》（1996）。这一研究的主要结论是，中国古代地球观是地平大地观，相应涉及了较多大尺度的科技史问题，例如，①地图（技术）系统；②所谓的“地理纬度”“地球子午测量”与“地球大小测量”；③远洋航行；④潮汐成因理论；⑤海球观、陆球观等问题。其时，在中国学术界中，地球观占统治地位，因而华东师范大学金祖孟老教授谈论地平观的论文不能发表。我了解这一情况后，就在桂林召开的第二届全国地学史会议上，专门组织了有关中国传统地球观的讨论，结果会上地平观占了绝对优势地位，会后，我专门发表论文阐释中国古代的地球观是地平大地观，如僧一行就是这种观点。《科技日报》1986 年8 月13 日，我又发表《僧一行的地平大地观》，并阐释中国古代为什么没有出现世界地图。金祖孟等教授的地平观论文也得以顺利发表。

之后一段时间内，有关讨论还比较顺利。1996 年，我发表了《为什么中国人未能发现哈雷彗星》（《自然辩证法通讯》第3 期）。1997 年，《科技智囊》第1 期上，发表了我的《“天地生人”学术讲座举行中国古代球形观研讨》一文。1998 年，我和李勇锋主编，在《科学学研究》第２期举办了讨论《中国科技传统的缺陷》的笔谈。1999 年我和孙关龙主编《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科学技术》论文集（浙江教育出版社），其中第七编即“科技传统缺陷的研究与当代科技发展”编，包括18 篇论文，其中有我的3 篇文章。这里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21 世纪初，英国学者孟席斯出版了《1421 年——中国发现世界》（中文版，京华出版社2005 年），提出1421 年（明永乐十九年）郑和航海到达美洲，还进行环球航行。孟席斯对中国十分友好，但他的结论与科学史实不符。大约2001 年，他到北京访问，先后在国家海洋局、考古所作报告，两次我均参加。我在会上第一次向他提出了不同看法。纪念郑和航海600 周年纪念时，民间推动委员会特地邀请孟席斯夫妻，而我也是民间推进委员会的成员，这次会上我只把将发表的论文《孟席斯的郑和环球航行新论初评》A稿送给他“请指正”。2013年10月19日，《大众日报》发表了我的《地平大地观阻碍中国科学近代化》一文。

张：历史自然学是您的一大学术特色。那您是如何逐渐开创起这门学科的？

宋：20 世纪80 年代，为解决地震、气候灾害等的综合预报问题，在北京大学地学楼成立多学科交流合作的张衡学社。我也参加，希望整体论的中国传统文化能发挥作用。1983 年，张衡学社组织“首届全国天地生相互关系学术讨论会”，将“历史自然学——一门在中国崛起的现代自然科学”列为大会中心议题，会后出版了《历史自然学进展》论文集（高建国、宋正海主编）。第二届又设《中国古代有机论自然观与当代天地生综合研究》专编，由我负责，包括16 篇论文。

就这样，我们于20 世纪80 年代初提出了历史自然学。这一学科研究人类出现以后自然界本身的历史，集中探索中国历史上古代时期自然界（包括天、地、生、人体）发生发展的状况及其基本规律，主要利用古代文献资料采用考证方法进行研究，目前主要的分支学术有：历史地理学、历史气候学、历史天象记录、历史极光记录、历史地震学 、历史水文记录、历史海啸记录 、历史虫灾记录、历史野人记录等。这是介于历史学和自然科学之间的新的边缘学科，总体属于自然科学，指出历史自然学与自然科学史既紧密联系，又有本质性区别。1983 年，我发表了《历史自然学在中国崛起》，此文受到媒体较大重视。同年，《新华文摘》《世界科学》《百科知识》《北京科技报》等刊物纷纷转载。1984 年《大自然探索》4 期组织第一个《历史自然学》专栏，其中我发表《历史自然学——一门在中国崛起的现代自然科学》。同年，《北京周报》以“Historical Nature Study”（vol. 27，No. 3）向海外介绍。1986 年，“首届全国天地生相互关系研讨会”召开，“历史自然学”为大会中心议题之一，会后出版《历史自然学进展》论文集。同年和第二年，我在北京大学研究生院讲过“历史自然学”两次课。后来，我们更加关注将历史自然学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1994 年出版《历史自然学的理论与实践》论文集。后来我们意识到了中国古代自然灾异整体性，并进入了深入研究。

张：您晚年仍笔耕不辍，学术思想活跃，21 世纪初，您开始积极复兴自然国学。

宋：是的。20 世纪下半叶以来，人们对传统科学体系的特点及其显现的现代创新功能有了更深刻的认识。由于对“中国古代有无科学”的争论，引发了对中西科学本质的讨论，涌现出了有关自然国学的一个全新的综合性学科群，只是名词尚未统一，诸如周易科学观、科学易、有机论自然观、东方科学、民族科学、天人合一观、系统论科学观、整体论科学等。在这一背景下，顺应学术综合潮流，提出并合力复兴自然国学已到了水到渠成的时候。

于是在2001 年，我们组织10 位学者联名发表《“自然国学”宣言——为中华科技走向未来敬告世界人士书》，在这份“宣言”中，共同确定了“自然国学”这一学科名称。

2001 年初开始，举办“自然国学”系列讲座，印发《自然国学简报》《天地生人学术讲座快讯•自然国学》等。《文汇报》还曾有记者专文宣传京城学者挖掘中国传统科技文化精华，助力科技发展的举动。2006 年，我们出版了《自然国学——21 世纪必将发扬光大的国学》论文集（孙关龙、宋正海主编，学苑出版社）。2012 年，中华自然国学学会（筹）成立，孙关龙任会长，宋正海任常务副会长。在大众报业集团、深圳海天出版社、中航工业集团等单位的大力支持下，自然国学复兴开始进入快车道，成果明显，出版了30 余本《自然国学丛书》，分别于2013 年和2015 年召开了两届全国性学术研讨会，通过了振兴自然国学的倡议书。

张：您的科学史研究成果许多与自然界的整体性、有机论自然观和人地关系相关，这与国家倡导的生态文明建设有相通之处。您曾尝试为长期遭受批判的地理环境决定论进行学术平反。

宋：早在北京大学读书时，我的学年论文和毕业论文均为植物生态学。学年论文题目是《北京百花山的植被》，导师是地质地理系副系主任王恩涌教授。本科毕业论文题目是《内蒙古伊克昭盟合同察哈淖尔的沙地植被》，导师是著名生态学家陈昌笃教授（后任中国生态学会理事长、北京大学生态系名誉主任）。我的生态学训练深受他们影响。所以20 世纪80 年代，我就参加了“张衡学社天—地—生”相关研究；90 年代组织了“天—地—生—人学术论坛”，尽管困难重重，但几十年痴心不改。有关生态文明建设的一个关键点是观念的转变，我认为首要任务是为长期遭受批判的地理环境决定论进行学术平反。1990 年起，我从地理环境对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的作用谈起，探讨应如何理解和对待“地理环境决定论”。阐释了地理环境决定论的发生发展及其在近现代引起的误解。

1994 年，我提出，应该公正地评价地理环境决定论。1996 年，我探讨了地理环境决定论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关系，通过回顾和分析1983 年以来国内有关地理环境决定论评价问题的讨论，提出地理环境决定论较全面阐述了劳动对象的社会历史作用，因此它没有违背历史唯物主义，而是丰富了历史唯物主义。1998 年，我提出，回归这一生存信仰主题，才是面对地理环境决定论所应采取的明智、理性的选择，也是必然的抉择，系统阐述了为地理环境彻底翻案的理由。2006 年，我又进一步提出，地理环境决定论是人类优秀文化遗产。可见我对这一问题的认识经过持续思考而不断深化。在前期研究的基础上，我陆续和同人主编了一系列以“天地人生”为主题的出版物。

作者简介

张志会

张志会（1982-），河北省保定市人，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水利史。

宋正海

宋正海（1938-），浙江省海宁市人，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地学、海洋史和黄河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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