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在我国兴起了学习和研究中华传统文化和国学的热潮，对于国学的概念人们争议不多，但什么是自然国学？这个概念在科学教育界和思想界尤其青年人当中似乎还很陌生，远未普及。其实这个概念很容易理解，自然国学就是中华传统文化中的自然科学体系及其思维方法。中国古代先贤及劳动人民在与大自然打交道的过程中，积累了大量的经验和丰富的知识，这些知识、经验和认识的总结均属于自然国学的范畴。孙关龙认为：传统文化中涉及人天观、科学观、技术观、生态观的内容都属于自然国学[1]。最近宋正海为了加深对自然国学的理解又提出了一个具体的公式：自然国学=传统思维（包括科学哲学）+科学技术史+历史自然学[2]，这为自然国学的丰富内容又作出了总体的界定。

自然国学是一门既古老又年轻的学科[3]。说其古老是因为中国古代先贤极其重视观天察地、记录自然现象并格物致知，所以从几千年前的伏羲、黄帝、岐伯、老子、孔子、墨子开始，到历朝历代的黄道婆、蔡伦、祖冲之、张衡、沈括、李冰、郦道元等等均为自然国学添砖加瓦、夯实基础；说其年轻，是因为自然国学作为一个学科概念和学术名称，如果从《自然国学宣言》（2001年）[4]发表算起至今不过20年，如果从天地生人学术讲座发起（1990年）和自然国学酝酿期加在一起至今不过30年。可以说没有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运动，就没有自然国学的创立和新生。

人们对自然国学的复兴和发展存在不少怀疑和争论，自然国学的发展必须克服人们主观认识的误区和客观条件的障碍，有必要对这些误区和障碍进行一番梳理和澄清。1、认识的误区。许多不十分了解传统文化的人包括一些青年朋友一提起国学，脑子里的直接反应以为国学即孔孟之道、礼义廉耻、三纲五常等。这是一个极大的误解。这个误解与长期以来的孔子批判以及国学复兴以来的片面宣传有关。实质上中华传统文化并不等于儒学，儒学更不等于涉及人与社会、人与人关系的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孔子提倡六艺：礼、乐、书、射、御、数。前三项大体属于现代人们所理解的社会和人文科学，可称为人文国学；后三项则属于人们在认识自然、改造自然过程中形成的知识和技艺，涉及自然科学即自然国学。可见中国古代虽然与现代对人类知识的分类不同但是也有相通相似之处。实质上传统文化中有关自然的部分与有关社会和人文的部分一样属于国学的精髓，不但十分重要而且博大精深、灿烂辉煌 ，只是过去人们对其梳理和研究不够，成为国学研究当中的一块“短板”。这个问题犹如一层窗户纸，一捅就破。现在已经到了庄严宣告：传统文化的研究中补上自然国学的时机已经到来！作为外国学者的李约瑟认为西方文艺复兴以前的几千年中国古代科学技术一直位于世界的前列，外国学者都给以如此之高的评价（见《中国科技史》），难道我们中国当代有志青年不应该摆脱认识的误区，为梳理中国传统文化中自然国学的辉煌成就作出自己的贡献吗？

另一个认识误区是认为自然国学与科技分科史研究没有很大区别，为什么要另提一个新概念？我们认为二者相比有“一点相同三点区别”。相同的是二者在使用中国古代科技史料方面的研究素材是基本相同的。不同在于：首先，研究内容不相同，自然国学比科学技术史内容宽广得多，它还包括中国传统思维、科技哲学和历史自然学，不仅研究古代科技素材和史料，更重视系统思维和科技哲学 。第二，在研究方法上两者也有区别，科学技术史强调分科，偏重于分析型研究，强调纵深和微观，范围较狭窄；自然国学偏重于综合研究，重视横向，强调整体、生成和动态，范围宽得多。第三，二者的研究路径和方法不同。自然国学在古人那里是“万物归一”、万物皆相联系，重视系统和整体，更符合复杂性科学特征，从而重视时间特征和功能。还原论分科史研究不同，强调线性逻辑、分析方法和微观研究，强调物质的结构和空间特征。如果以中医和西医为例做典型对比，二者在发展历程、哲学基础、思维方法、治疗原则以及具体方法路径等方面都有很大不同[5]。总的来看自然国学更强调系统、整体、复杂、生成、动态、非线性。

2、似是而非的“中国古代无科学论”。持这种观点者有的是著名的专家教授，有的是科学院的博士、院士，他们大都顶着学术权威的头衔因而对青年人有一定迷惑性。这种观点经不起推敲，其实是一定社会历史背景的产物。自1840年以后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打开中国国门的不只是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和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还有西方资本主义的科学、教育、文化、哲学和思维方式，五四和新文化运动以后人们把中国落后挨打的原因一股脑归结于“万事不如人”，这种历史背景造成了民族虚无主义的土壤，也造成中国知识界很难摆脱西方中心主义的痼疾。尽管上世纪50年代的一系列政治运动和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使古代无科学论一度销声匿迹，但是急风暴雨式的思想改造显得粗暴，缺乏耐心细致地说理，压而不服，所以几十年后又会沉渣泛起。80年代改革开放后直到本世纪初始终此起彼伏。以张××教授、方××博士、何××院士为代表的一批人召开会议、发表宣言、征集签名，大反“民科”和“伪科学”，鼓吹中医是“伪科学”，呼吁取消中医，掀起了一场中医是否科学、有关中医存废的大辩论，辩论的结果众所周知，弘扬自然国学和振兴中医成为广大人民群众的呼声和行动。

近几年来随着中央把科技创新战略列为基本国策，古代无科学论又变化形式再度出现。例如：“四大发明都是技术不是科学”、“中国古代缺乏科技传统和科学精神”、“古代科学不过是博物学”等。尽管李约瑟的《中国科技史》和中科院自然史所编写的《中国古代科技史》等皇皇巨著，洋洋几十册数千万言，列举大量事实充分论证了中国古代科技的伟大成就，那么为什么有些人还是对中医和古代科技千方百计予以否认和贬低呢？自然国学与中国古代无科学论者争论的关键在于如何理解科学？按照近三百年发展起来的还原论科学的定义，科学是符合逻辑自洽的、通过实验发现的、能多次证实的结论，甚至必须经过数学形式得出的规律。用这些还原论狭义科学的标准来套用中国古代的周易八卦、阴阳五行、24 节气、经络脏腑、辨证施治等学说当然不符合他们心目中的科学定义。这些定义只适用于简单性科学。但是须知上个世纪50—60 年代以后，人们已经发现了系统论、整体论、信息论为代表的复杂性科学，科学进入了以大综合、大交叉为特征的整体化时代。科学的本质和内涵发生了变化，形式逻辑、线性逻辑（因果性）之外拓展有辩证逻辑、相关性、复杂性研究；精确数学之外发展了模糊数学、系统数学；简单性科学的标准不再适用于复杂性科学，而中国古代科学恰恰符合系统、整体、生成、动态、变化、分形、全息、取象比类等复杂性科学的特点。如果我们不再拘泥于西方狭义的科学概念，把人类对大自然探索研究的系统知识和自然规律的总结都列入科学的范畴，采用广义、发展的大科学概念 ，那么岂止中国古代有自己独特的科学范式，就是古代地中海、印度、埃及、两河文明，甚至玛雅文明也都有自己独具特色的科学范式。既然人类文明和文化是多元的，那么作为文化组成部分的科学显然也是多元和各具特色的，东方文明和西方文明各自发展形成了不同特色的科技文化，这是两个不同的源和流[6]。其实许多留学欧美因而推崇地中海文明和西方科学的学者，如果考察古代的西方科学也并不符合他们推崇的科学定义，但因此能说西方古代无科学吗？由此可见，科学技术的概念、定义、标准之类都是上层建筑，必然随社会的发展变迁而变化。抱着一成不变的还原论科学概念，是一种科学凡是论，到处套用于中国古代科技岂非削足适履？如果只是认识方法的偏差，抱着为中国科技发展诊脉的良好用心当然情有可原，但如果坚持这种错误观点并继续广为宣传则会贬低中国古代科技成就，误导青年，有碍提高人民的民族自信，甚至有碍弘扬科技创新精神，我们必须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辨清是非、澄清事实，否则自然国学就无从发展，从中华传统文化中吸取动力、营养和灵感以推动当代科技创新就无法落到实处。

3、人才结构的缺憾。方向和路线确定的以后，人才就成为了实现目标的关键。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深入发掘和梳理中华传统文化中有利于当代科技创新的精华，大力发展自然国学迫切需要大批有理想有志向的人才，多年来的实践使我们深感人才不足的困难。从年龄结构上看，天地生人学术讲座和自然国学专委会的主要成员大多已到了耄耋老年，急需大批中青年学者传承接班，最近已经有不少大专院校的硕博士研究生积极参与天地生人和自然国学的活动，表示了极大的兴趣，这是一个好的发展苗头但还要继续努力改进老中青学术队伍的结构。从知识结构上看，对从事自然国学研究的中青年学者要求较高，要求文理兼备，中西汇通，既学习过数理化又具备一定文史哲的知识，既熟悉传统文化又了解当代科技发展的动向，既了解专题分析研究、线性逻辑、实验分析等还原论科学方法，又自觉掌握系统整体论和复杂科学的思维方法。具备这样知识结构的通才目前比较缺乏。分析当下自然国学研究者大都属于以下几种类型：1）过去从事某一理工科专业的学习和研究工作，甚至出国留学取得一定成就，但仍感到不满足，于是主动扩展自己的知识面，下功夫研究了国学，从还原论思维回归整体论思维，这样的大多数可称为回归型。2）有些学者原学习文科专业出身，有一定古文基础，由于工作需要或兴趣所致又研究了中国古代科技史，这似乎可称为转行型。3）还有少部分学者原从事自然辩证法、科技史或科技哲学专业，因而顺理成章走上研究弘扬自然国学的道路，这是本行型。无论哪种类型，大力发现和培养文理兼备，中西汇通，胸怀大志，以振兴中华为己任的人才是我们长期的战略性任务。

4、科研教育体制的限制。人们的习惯势力是十分可怕的势力。还原论的分析型科学已经在西方盛行了几百年，我们从不否认它对人类的科技进步起了巨大的作用，分析性科学对人类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影响。但是任何事物盛极而衰，还原论科学的力不从心，造成当代社会的生态、能源、资源危机等各种弊病日益显现，既然《大英百科全书》第15版已经打破既往简单科学的传统分类，开始亮出人类知识日益综合化、整体化、复杂化的旗帜。那么正在弯道超车、奋起直追的中华民族为什么不能立于世界科技发展的潮头，大力改革科研教育体制呢？现行主要源自西方的科技教育体制和分类系统严重不适应传统文化的兴起和自然国学发展的需要。无论科技还是教育的分科管理体系中都找不到国学（特别是自然国学）的分类位置，当然更谈不上项目、资金、学位、人才培养的资源分配。这就造成了在高校、科研机构中自然国学工作者的极大困难，对他们振兴自然国学的积极性形成极大的限制。这种局限性本质上是中西两种文化、两种思维方式、新旧体制碰撞过程中的矛盾，希望能通过深化科教体制的方法来逐步解决。最近自然科学基金委新成立了交叉科学部，教育部也增加了对数字国学项目的支持力度，这均是改革的可喜信号。

提出问题的目的是更好地解决问题，梳理自然国学发展中的争论和主客观障碍，才能有的放矢找到解决的方法和途径。我们坚信，只有自然国学的复兴，才能夯实大国学的理论基础，创立自然国学、人文国学比翼齐飞、双轮驱动的大好局面；才能实现吴宓、陈寅恪、张岱年等国学大师关于建立大国学的构想；才能在人民群众中大力普及科技知识和生态文明的理念，树立起“天人合一、尊重自然”的生态观和系统整体论的思维方法；才能使人民群众真正增强民族自信心和凝聚力，从传统文化中吸取动力、智慧和灵感，从而大力推动中华科技创新，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力量。

参考文献

[1] 孙关龙、孙华，《自然国学——一门既古老又年青的学问》

[2] 宋正海，《走下神坛的科学》

[3] 孙关龙、孙华，《自然国学——一门既古老又年青的学问》

[4] 刘长林、宋正海等，《自然国学宣言》

[5] 孙惠军，《以中医和西医为例看东西方文化的特点》

[6] 刘长林、宋正海等，《自然国学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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